3月中旬，从首尔传来一则消息：由郑明勋率领的首尔爱乐乐团不得不取消原定于4月份在美国七座城市举行的巡演，原因是首尔市政府拨款的17亿韩元（约合940万元人民币）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而乐团无法立即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这一看似经济拮据的表现背后其实是过去两年来乐团管理层日益加深的内部矛盾爆发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支在亚洲称霸一时的乐团正面临其改组后最大的困境。

    班子矛盾

　　2013年4月，首尔爱乐乐团在总监郑明勋的带领下第三次造访中国，首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在那里，乐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庆祝北京-首尔友好城市20周年。音乐会后，这场内部性质的音乐会竟然收获了大量媒体的大幅报道，更有对这支亚洲乐团崛起的通篇分析。似乎，首尔爱乐乐团作为“东亚一哥”的地位已大有无法撼动之势。

　　当时带队来北京的除了首尔市高级官员外，还有乐团的行政一把手——总经理朴贤瑾（Hyunjung Park）。朴女士出生于1962年1月，家中有韩国财阀背景。在首尔国立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后，她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后返回韩国，进入三星集团下属的保险公司担任要职， 并一度官拜三星人寿保险公司高级副总裁。2012年，她出任韩国大律师公会的法律学校督查组成员，随后加入社会组织“女性领导力”担任总裁，并于2013年2月进入群龙无首的首尔爱乐乐团担任总经理一职，开始与郑明勋共事。

　　由于首尔爱乐乐团拥有政府背景属于市立乐团，朴贤瑾的任命便是由首尔市府下达，属于典型的“空降”，并未有良好的乐团内群众基础，朴贤瑾本人之前也没有在乐团乃至古典音乐行业的从业经验，似乎有“外行领导内行”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突然加入了一颗不太合身的轴子，难免会造成机器运转的不畅。

　　当时的乐团正处于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飞速发展期。2005年，郑明勋临危受命，加盟被同城的KBS交响乐团打压得岌岌可危的首尔爱乐乐团。彼时的郑明勋早已是威震四方的指挥家，与世界上能数得过来的所有的一流名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都合作过且出过不少唱片，也是欧洲强团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与同一辈份的祖宾-梅塔和小泽征尔被誉为“亚洲三大指挥”。就在朴贤瑾上任前两年的2011年，郑明勋邀请了格莱美获奖唱片制作人，前DG公司高管迈克尔-范恩（Michael Fine）为乐团艺术顾问，并由其牵线搭桥，与DG谈妥了为期五年共十张，即一年两张唱片的独家出版合同。首尔爱乐由此成为首个与DG（国际版并全球发行）签订独家录音合同的亚洲乐团。首张唱片于2011年4月问世，曲目为郑明勋拿手的法国曲目，获得了黄金大碟荣誉。后来这张唱片连同马勒《第一交响曲》都于2012年4月达到了白金唱片销量。2014年9月，乐团在郑明勋的带领下赴伦敦BBC逍遥音乐会演出，在那次亚洲强团集结的音乐节中斩获了亚洲乐团乐评中惟一的一篇五星乐评（英国《电讯报》乐评人Ivam Hewett评写）。

    然而在这些光鲜的艺术成就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涌动，那就是行政与艺术的摩擦。这是任何一个艺术机构都无法避免的权力制衡，但在首尔爱乐，它就像细菌一样慢慢滋养开来，最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由于朴贤瑾的海外背景和强权领导风格，也就是在韩剧里经常有的家长式管教，时不时还连打带骂，她得罪了不少乐团中层管理人员，自上任起到2014年底就有27位中层行政人员因为受不了她的“辱骂”、“体罚”和“性骚扰”而辞职。其中的几位强硬派人员在2014年12月份召开了记者发布会，控诉朴贤瑾的种种不当行为。几日后，朴贤瑾也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矫正乐团”，动机是善意的，动作是强硬的，并请首尔市政府彻查乐团的“内部问题”。一头雾水的市政府不得不做了丢卒保车决定。2014年年底，朴贤瑾宣布辞职，但否认所有对她的指控。

    连锁堤溃

    这出看似是管理层内部的矛盾，其实远非“领导作风”问题那么简单。朴贤瑾抛出的“矫正乐团”指的是什么？乐团究竟有何“内部问题”？这些都随着媒体对首尔爱乐乐团内部纠纷的日益关注而慢慢浮出水面。从这点出发，朴贤瑾的辞职更像是揭开了秘而不闻的锅盖，暴露出这支一流乐团在郑明勋带领下的种种辛辣。

　　首尔市政府响应朴贤瑾的请求，对首尔爱乐过去十年的账本进行了清查，发现了三个与郑明勋有关的疑点。其一，郑明勋将乐团支付给他的公务舱差旅配额，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其二，他任命了自己儿子的钢琴教师和另一位与自己家属有关的人员进入乐团工作了数年。其三，一些通过郑明勋的影响力拉来的本来应该进入首尔爱乐的赞助金，进入到了郑明勋的另一支乐团，也就是亚洲爱乐乐团的名下。这三点并不能足以构成解聘一位享誉世界的音乐总监的理由，因此首尔市政府在2014年年底合同到期后，与郑明勋续签了一年的临时合同，以保证2015年的乐季顺利进行。同时，关于这三项调查结果的进一步挖掘，却已在慢慢发酵。

　　刑侦界有句名言，没有一个事件是偶然的，他们必然有错综复杂的成因。这三项调查发现牵扯出了更多关于郑明勋在乐团的作为，也就是朴贤瑾所指的“郑明勋通过十年的努力将公有乐团私有化”。或者说，朴贤瑾的强硬行为和与管理层的处处矛盾都是在“试图扳回乐团的私有化进程”中所遭到的阻力所致。

　　随后，一位叫金三苏（Sang Soo Kim）的韩国电影剧本作者在KLASSIKOM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郑明勋自2005年以来在首尔爱乐乐团的种种行为。首当其冲的便是上任伊始便未经工会允许擅自开除了75名乐师。其次，郑明勋在首尔爱乐乐团的年薪外加演出费达到了180万美元并有每年5%的递增，这比他在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年收入70万美元多出了近两倍。此外，郑明勋还享有18万美元的头等舱出差津贴，2.7万美元的私人补助，4万美元的私人助理工资，近6万美元的海外活动经费和3.6万美元的豪华轿车租赁费，都从乐团走帐。郑明勋还主导了末位淘汰制，每年淘汰5%的乐师，这就等于要求乐师绝对效忠于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为DG录音层面，随着进一步披露的消息，乐团和DG的独家录音合同基本是乐团全埋单。所有的录音、制作和出版发行费用，共计24万美元均由首尔爱乐乐团承担，DG仅是标签，几乎等于是贴牌合作方或免费冠名方。

　　当然，对于如上指控，迈克尔-范恩也向KLASSIKOM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艺术家承担唱片的制作费用已是当下的唱片行业规则，但由DG带来的宣传、品牌和销售效应无法估量，况且还有诸多正面的唱片评论和若干张黄金及白金销量大碟。乐团认为金三苏所列举的均为“无稽之谈”。

　　立场双方的缠斗还在继续，并波及到了乐团的日常工作。2015年是郑明勋入主乐团十周年，原定规划的上半年北美巡演和下半年的中国巡演均已取消。首尔市公安局也已介入调查，于不久前突袭了乐团办公室，没收了一大批员工电脑和硬盘将作深入调查。郑明勋已从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上退下，目前在欧洲仅有的职位便是蒂勒曼担任总监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倘若他再失去首尔爱乐，就将变成无兵之将。这对于一位像他那样战功显赫的大师而言，不失为莫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