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十年听一次演奏得很好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远胜过每年听十次这部作品的低劣演出”，老一辈指挥大师魏因迦特纳在他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一书中写下的这句话让我颇觉有趣，过目不忘。近年来，随着聆听“贝九”次数的累积（不管是在音乐会上听现场演出还是在家中听录音），我开始日益深切地体会到：魏因迦特纳的话实乃至理名言！其原因，也正如魏因迦特纳所指出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仅是最伟大的而且也是最难演奏的管弦乐作品……且不谈声乐部分所需的量和质，对于乐队，我认为用一个力量薄弱的弦乐组来演奏第九交响曲是极难胜任的……与此同时，排练的次数当然不应限制。”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观点，而今的大多数情形是——排练的次数依然受到限制，在很多时候甚至比魏因迦特纳的时代更受限制。

　　3月13日晚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联袂演出的“陈佐湟指挥贝多芬《欢乐颂》”音乐会，作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光明的旅程2014/15”音乐季的收官之作，在我听来，虽然仍属于那种需要更多排练使之臻于完美的贝九，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晚的贝九在某些方面有其里程碑意义。

　　首先是乐队部分的水准。虽然年轻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走向世界顶级乐团的征程上尚有待时日，但它的各个声部已经完全胜任像贝九这样的杰作，特别是由李喆、刘弦、庄然、杨锰和刘怡枚作为首席的弦乐，其合奏技巧出色、声音饱满。圆号声部的整体表现不仅令人瞩目，而且第四圆号何冠峰在第三乐章中以其棘手且让圆号演奏员生畏、让熟悉贝九的听众担忧的经过句中的出色演奏，充分证明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所代表的我国管弦乐团演奏水准，已经有了多么长足的、令人振奋和鼓舞的进步。

　　这次贝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完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贝九只有第四乐章。我曾听过多次这样的演出，包括1999年12月3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世纪之交”新年音乐会上陈佐湟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出。虽然我们的指挥和音乐家们也尽心尽力地投身于贝九，但少了前三个乐章的贝九在结构上比例严重失调，贝九的分量大大减轻，确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当然，我承认，在只演第四乐章时，贝九常常还是能焕发出震撼力。但像3月13日这样一气呵成的完整贝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贝九。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对贝多芬这部艰深之作的掌握同样令人敬佩，如果在弱唱段落能更轻些，在合唱音色上更多一些色彩，会进一步增加第四乐章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四位独唱中，沈洋的表现最佳，流畅而富于英雄气概，德文发音相当纯正。

　　此次贝九存在的最大问题和遗憾，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听众席。在第四乐章的男高音独唱前，当合唱团与乐团壮丽地收束在降B调属和弦上时，一部分听众误以为这是全曲结束而鼓起稀稀落落的掌声，相当严重地破坏了伟大的《欢乐颂》乐章的完整。这说明，我们的很多听众对于像贝九这样的杰作还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当然，另一方面，这个看起来令人懊丧的事实也客观上显现出，每次音乐会和歌剧演出都有新的听众作为“源头活水”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