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徐沛东指出“当下荧屏上的一些选秀节目，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让一些不懂音乐的人士评论音乐，这是误导。”

　　让不懂音乐的人评论音乐，这在当下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并不鲜见，如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我是大明星》选秀栏目中的评委，有的是山东电视台的主持人，有的是相声演员，这档栏目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选秀节目，不过在涉及音乐的内容上评委们倒并不把自己当外人，大衣哥、草帽姐都经他们的手红了起来。

　　除了这档节目中有非音乐人士做音乐方面的评委外，《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中的媒体评审团也是个很独特的存在。在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终极决赛中，呼声高涨胜算在握的帕尔哈提在最后一局中戏剧性地被媒体评审团拉下马。在《中国好歌曲》刘欢战队的竞技中，裸儿的作品获得了来自媒体评审团给出的全场最低票，并且竟然比在初选阶段就未入选要打复活赛的刘雨潼得到的分数还要低。在《中国好歌曲》羽泉战队的队内较量中，媒体评审团把最高分给了来自台湾的王宏恩，从整场比赛来看，这个第一名不大令人信服。

　　可以看出，在几场比赛中，裸儿和雷雨心，这些年轻人颇富新鲜气息的作品拿到的分数都偏低，而许多唱孩子、谈励志之类的老生常谈的作品却得到了相对偏高的分数，我们当然不否认裸儿和雷雨心的那种有些光怪陆离的作品有走搞怪路线而非拼实力的可能，不过在听多了絮絮叨叨的教化啰嗦之后，再对再好的意蕴内涵、伦理德操都不能不令人疲劳厌倦，注入新鲜的血液，开启一种新的尝试，哪怕稚嫩搞怪也未尝不可。必须得吐槽的是，这些大众媒体的所谓乐评人的音乐口味真是不怎么样。媒体评审团在《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中的出现，纸媒与电媒互相借势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一些。

　　按常理来说，音乐类选秀节目或者涉及音乐内容的选秀应该请专业音乐人或仅请专业人士做评委，就像小孩子的音乐考级，要考量艺术水平的高低，能不需要音乐学院的权威吗？非音乐专业评委的大量出现或者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选秀节目的操作方来说，音乐的实现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不是为音乐而音乐，而是为其它，否则为何不像青歌赛、金钟奖那样请专业人士或者仅请专业人士来做评委呢？显而易见，音乐并不是选秀节目的终极目的，音乐或者其它都只是实现其商业利益诉求的方式，就像商人，卖房子或者卖猪肉，怎么都行，挣钱就好。只有当音乐的实现成为其商业利益实现必须要实现的一部分时，音乐的价值才会被实现。我们看《中国好声音》与以前许多音乐类选秀节目，如超女、快男的那种注重话题制造以赚取眼球、音乐水平偏低的面貌不同，更注重音乐自身水平的提高，令人眼前一亮，正是因为它顺应了大众对以往音乐类选秀节目风格的反感，对较高音乐水平的需求，于是选秀节目的操作方才开始着意于音乐水平的提高。

　　在后选秀时代，选秀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竞技内容多元化，一切可用于竞技的皆可竞技；二是选秀步入“低水平继续泛滥，高水平酝酿成熟”的时代。《中国好声音》和《中国好歌曲》便走上了以追求较高音乐水平来致胜的路子。但与以前的选秀节目一脉相承，这两个节目中仍有着话题制造的影子，比如《中国好声音》中帕尔哈提这只黑马的出现显然制造了矛盾，成为一个爆点。一个节目有争议才有看点，单用音乐来吸引人不如多种元素更有看头，富有戏剧性的话题也可以是这其中发挥作用的元素之一，只不过在《中国好歌曲》和《中国好声音》这两档节目中，这种话题制造较之以前的选秀节目来说已经弱化了或说隐形化了。较之《中国好声音》，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话题制造似已难觅踪影，不过媒体评审团与导师们趣味的迥异，这种红、黑脸的各自担受以及媒体评审团不怎样的审美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即使不是主观故意为之，客观的效果却已达到，而且最显而易见的是，十二小时极限创作本身便是一个话题，也富有戏剧性。

　　从目前整体的面貌来看，虽有音乐选秀之名，但音乐选秀本质上是场戏，媒体评审团也可算是这其中的一个角色。尽管如此，还是希望当前的许多低水准的音乐类选秀节目向《中国好歌曲》学习，能够在商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不失艺术水准，实现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实现音乐、实现美，就像戏曲那样，实现了戏曲，同时也实现了戏曲音乐，两者相辅相成，互成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