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访华的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同行问我，中委两国音乐教育体系有何不同，我脱口而出，“我们为了培养无数‘郎朗’，你们为了拯救社会。这三十年我们只出了一个郎朗，你们却出了一个与郎朗同龄的天才杜达梅尔以及一支无与伦比的青年交响乐团。”

    这在全世界都是特例——委内瑞拉音乐教父阿布莱乌以一种近乎传教式的方式在委内瑞拉所有的贫民社区建起一个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它让孩子们自主地远离毒品和暴力，成为令世界感动和尊敬的音乐家。近两三年，27岁的杜达梅尔和他的这支乐团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乐团，他们纯真如火一样的激情让全世界着魔。如今，这个体系正在成为拉美-加勒比海26国共同确认的音乐教育体系。

    与这个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用音乐的和谐之声打开音乐之门的体系相比，我们的音乐教育却功利味十足：考级让音乐成了升学的附属工具，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郎朗可以掩盖一百个一千个“废品”。在整个音教“产业链”中，经济效益成为了其驱动力。“心里要是没有东西，音乐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感慨，他说，我们的音乐家越来越富人化了，我们的音乐考级制度越来越功利化了，我们的青年乐团的音乐也越来越远离音乐的纯真和本初的快乐。

    让今天的中国也加入阿布莱乌式的音乐拯救体系似乎不现实，它似乎更有可能被 “入乡随俗”成另一个发财和升学“产业链”。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暂时把目光从钞票上移开，思考一下音乐在可以获利之外原本所承载的社会使命。如果这样，在与阿布莱乌洽商建立中委青年交响乐团事宜时，中国交响乐基金会会长郭珊可能不会再遗憾“我们只有资源没有金钱”；如果这样，在阿老表示，“钱你不用担心，我们的杜达梅尔、青年乐团和教育体系已经为我们的基金会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赞助”时，我也不会顿觉满面羞惭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