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多。原先私密性的家庭、朋友间的音乐欣赏活动也日益活跃、敞开。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一年一度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的新年音乐会，连同大厅内外的金碧辉煌、富丽典雅及伴随的标舞表演，通过音像制品的传播，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然后，由于它的传播，带来了两方面的效应。

　　其一，国内越来越多的演艺团体以能在“金色大厅”表演为荣耀，以曾有“金色大厅”演出的经历作为资本来吹嘘，以此贴金。此风从专业名人扩展到专业团体，再延伸到业余团体，数量失控，奢靡成灾，大损国格。在国外亦影响极坏，被人耻笑，到了必须由政府加以整顿的地步。此效应终于在文化部2014年7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后终结。

    其二，此模式的“新年音乐会”，由于被公认为“高雅艺术”，很快风行全国。不仅有了国外的现场直播，国内乐团也纷纷仿效。少数著名的高水准外国乐团也来中国演出，极大地传播了以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包”为代表的轻音乐型的管弦乐作品。在新年来临之际，这些轻松诙谐、形象生动鲜明的音乐作品，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球人们带来共同的喜庆,被人们接受而称道。

　　然而，随着少数高水准的外国乐团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山寨”、“李鬼”乐团也乘机涌入中国演出市场。尽管媒体“打鬼”的呼声从未停止过，无奈声音微弱，毫无作用，未能阻挡来势，而今居然到了“连县城都盛行起来了，甚至在同一个城市扎堆举行”的地步（见1月28日《音乐周报》争鸣版《新年音乐会为什么扎堆》一文）。可想而知，这必然导致“交头接耳、手机声此起彼伏，跟庙会一样热闹”，“没有几个人会对音乐会有真正的审美习惯和爱好，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不在乎其艺术质量的高低”。这类违背了市场需求、崇洋媚外、被质次价廉乐团糊弄，或以“政府的文化项目、文化交流”之类的名义，听任中介，助水货入境，引发越来越失控的外来淘金热，难道不有损国格吗？只是“猫叫”一声“去除附庸风雅和政府工程的泡沫”，是根本无济于事的！来年扎堆依然。对此，政府文化部门应该有所作为，整顿演出市场。国内60余家交响乐团，大批专业、业余乐团及其行业组织又怎能熟视无睹，把国内演出市场拱手相让，任凭“李鬼”淘金，忽悠听众呢？

　　此外，“新年音乐会”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扎堆》提及的，这种庆贺新年的形式，“要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习主席要求，应显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尤其是中国的乐团，义不容辞。作为中国乐团演出的新年音乐会，中国作品的分量极少，甚至为零，是极不正常的。我国不乏具有喜庆性、思想性、（中华）民族性——乃至同时兼有三性——的管弦乐经典作品。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提出了音乐作品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遵循着“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的精神，今天，我们是否可诠释为追求音乐作品的思想性、中国性和大众性呢？

　　笔者顺便在此向读者介绍不日前唐若甫发表的《忘记圆舞曲吧，在“贝九”中迎接2015年！》（见文汇报2014年12月25日）。此文引发我们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越来越热的“新年音乐会”。窃以为，唐先生不可能会“忘记圆舞曲”而排斥音乐的喜庆性或娱乐性。他之所以如此呼吁，其本意是希望“让音乐给人们冲击的不仅仅是感官性的‘美’”，更应让音乐来推动人们的思维，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推崇新年音乐会以“贝九”主打，是因为贝多芬不仅做了“音乐是比哲学更高的启示”的论断，而且其作品的内涵、思想性也达到了空前绝后、难以逾越的高峰。因此，“在崇高仪式感的驱使下，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成了圆舞曲之外对新年庆祝的另一种诠释，往往是更为反省和内敛的表达。”

　　中国的“新年”本来就比人家多一个，这个春节的“新年音乐会”该属于中国乐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