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特殊语境中，黎锦晖作为与聂耳等同时代的音乐家，历史似乎并没有给他足够的话语权，人们谈到黎锦晖通常只是想到他的“黄色音乐”而忽略了他在儿童歌舞乐以及其它方面所作的贡献，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只能扮演一个孤独、无助的角色。

　　近来，我有幸拜读了孙继南继1993年出版《黎锦晖评传》后于2007年又出版的《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以下简称《黎》），感触颇深：一个坎坷波折、性格倔强的黎锦晖浮现在我面前，一种在超前意识、平民化的音乐理念下产生的“黎派音乐”呈现在我面前。

　　作者在《黎》中开篇有序，道出了此书的著作缘由：

　　“本书旨在掌握可靠的史料、史实，对黎锦晖其人、其作加以评述，冀盼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上‘黎锦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认识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利于继承、发展这份珍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孙继南：前言）

　　其实，像黎锦晖这样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要完全确立他的历史地位确实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非常充足的史料依托，才能让人信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这种迎难而上、挑战极限的精神实在让人敬佩。事实上，作者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搜集了大量的史料来支持他的观点的：运用大量史料充当证据，便是这部专著的一大亮点也体现了著作的较高的学术价值。

　　史料的获得途径破费周折，作者曾“专程赴泸采访年逾古稀的锦晖的夫人梁惠方女士”得到她“多方面的帮助”同时得到黎锦晖的后辈如居泸的子女泽荣、明康及海外女儿明阳等的热忱相助，他们通过书信及网络不断为作者提供相关资料与信息。尤为难得的是梁惠方女士为作者提供了“黎锦晖抗日时期的思想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于是，书中看到了很多新史料，比如，为了说明黎锦晖是一个具有“平民音乐理念”的人，《黎》中引用了1930年明月社成立后，黎氏率团在天津公演间曾发表谈话：

　　“我始终是一个牺牲者！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只是在封建势力的护城河上搭一座桥。我希望大家能迅速地、安全地从这桥上走过而到达真正艺术的田园里。……我又何尝不想避免一班人的轻视和谩骂，早早地独自跳到河的对岸，追随许多音乐家之后，那时或能成功几个所谓名贵的作品；可是，这样一来，我们越走越远，越要离开这大多数不愿意改变他们的脾胃而且目前只配有购买一把胡琴或一支笛子的农工群众了。”（邓湘寿：1930年，《编者的几句话》）

　　遍阅关于相关黎进晖的研究文献，这则史料是少见的。就是这则珍贵的史料，纯朴而真诚的流露出黎锦晖当时举办各种音乐活动的初衷，他愿意做一个“牺牲者”，他追求的是“民众的艺术”。因此，说他具有“平民音乐的理念”这是能让人心服口服的。

　　除了陈述性的史料呈现，作者还展现了很多更鲜为人见的图片资料。比如书中介绍黎锦晖生平时，作者用了85页的篇幅来阐述黎锦晖这一“曲折的人生道路”，在这短短的85页的篇幅中，作者竟引用了34张照片、图片。平均每2.5页就有一张图片，如此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图文并茂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包括黎氏家族的照片、黎锦晖在北京工作时的照片、黎锦晖组建的乐队成员的照片、黎锦晖歌舞班的练功房的排练照片，还有各种唱片、报纸、文件的影印图片等等。这些图片资料是非常珍贵的，相信它们的收集是集合了作者不少艰辛的汗水的。在这些弥足珍贵而又震撼人心的图片烘托下，这部分的文字描述也便显得更加生动形象而具有说服力了。

　　还有更精彩的是，在此书的末尾，作者附上了一系列资料以及附录。特别是资料二的“音乐作品总目”，分为歌曲、歌舞及歌舞剧两大类。歌曲类按曲名、出处（歌集代号）、唱片和备注这几项内容列表呈现；歌舞类按体裁、作品名称、创作年代、出版年代和备注几项列表呈现。这样，我们对黎锦晖的作品就一幕了然了，如果我们要找某一个黎锦晖的作品也显得轻而易举了，但是这样一个工程对作者来说却是多么的浩大！还有附录一的“《黎锦晖的后半生》”（梁惠方）、附录二的“《回忆‘中华’和‘明月’两个歌舞团的舞蹈》”（黎锦晖）、附录三的“《关于语调和音调问题》”（黎锦晖）等。这几个附录非常珍贵，我觉得是此书中不可或缺而的部分，这些内容的呈现就相当于一个艺术品大体轮廓出来后的那些精雕细刻的工作，这样周密的资料附录积累着作者的不少心血，也让《黎》闪耀着治学严谨的熠熠光芒，给我辈后生们进行学术研究，做了一个实实的榜样。

　　对音乐本体进行详细分析这是研究音乐史类的著作中不够重视的普遍问题，或者说，给予这方面的篇幅通常不足够多。应该更深入音乐的本体我们才能更准确的把握作者的创作风格等问题。《黎》很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对黎锦晖的“儿童音乐”还是“时代曲”，还是“爱国救亡与抗战歌曲”，作者都对典型的作品做了充分的本体分析。

　　黎锦晖的音乐作品以儿童歌舞音乐为主，在当时曾引起广泛的影响，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地位。因此作者也以“儿童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学校教育歌曲”、“儿童音乐创作的艺术经验”四个板块来分析黎锦晖的这部分作品。在分析作品时，先是呈现谱例，然后从社会评价、作品表现的主题，再深入分析作品的曲式结构、创作手法、创作技巧（旋律、音调、节奏等）方面。用同样的方法，作者对黎锦晖的“时代曲”、“爱国救亡与抗战歌曲”进行了深入分析。20、30年代黎锦晖开始尝试时代曲的创作，以《毛毛雨》为开端作了不少以“爱情”为题材的时尚轻松的时代歌曲，“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先河”(孙继南：《黎》，第155页)，他也因此盖上了“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鼻祖”的帽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人们对黎锦晖的作品争论得最多也是他的这一类。在众人纷扰繁杂的争论中，作者力从分析具体作品入手，比如作者分析《毛毛雨》时，先是“曲式简析”，包括曲式定义、结构形式、调性等，接着是完整的谱例呈现，谱面上标有速度、曲式结构图示提示、旋律连接方式等，如此详尽的作品分析在音乐史类的著作中并不多见。读者通过作者的这些穿针引线的提示，能够更准确的把握作品、了解作品。这样一来，对黎锦晖音乐的认识便往理智上靠拢，言之有物，避免走到人云亦云的迷雾中去。由此看来作者的这些分析在书中是不可或缺的，是让人正确评价黎氏音乐的又一重要砝码。

　　的确，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欣赏不同时代的作品。我们无法回到历史去剖析当时人们的心态，但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了解当时的审美、价值等，我们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也就够了。

　　基于之前对黎锦晖生平的介绍、对黎锦晖作品的分析，作者顺理成章的在第三部分安排了“进化的历史评论”这一内容。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又一亮点所在，作者分析、研究了“同时代”、“建国后”、“21世纪”三个历史阶段人们对黎锦晖及其作品的评价，从中提出“评论黎氏”这一学科研究进程中类似个案带来的思考。

　　作者在这一部分安排了这些内容：一、同时代人的不同褒贬；二、建国后的肯定与批判；三、21世纪的重新认识与定位。

　　通过这一脉络，展现了各个时代的人们对黎锦晖的认识。经过人们对黎锦晖“褒贬”的争议，“肯定与批判”的争论，直到21世纪的“认识与定位”，评价黎氏在学科研究变得越来越明朗了。此时，我不禁联想到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写问题，这是应该经受时代检验的。我们对“黎锦晖现象”的一步步认识也许正是我们对近现代音乐史一步步认识的一个缩影。我们不能强求大家一下子完全认清某个历史现象，但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历史，客观评价每个历史现象。

　　越是在人云亦云的纷扰里，我们越应该认真辨析事实的来龙去脉，千万不可轻率的随大流或盲目的反对。正因为我们承认历史研究，及历史研究存在局限性，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对待历史。作者为了“深入、具体地了解当年各界对黎氏音乐的批评与争议的实际状况，以史为鉴”于是“将目前所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评论史料加以梳理”呈现出来。在第三部分作者引用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这些史料对我们正确认识、理解、评价黎锦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比如刘再生对黎锦晖做评价时用了这样的史料：

　　“历史在评价人类功绩时，更着眼于文化的价值。历史需要总结人类是怎样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断创作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历史）对人的属性的了解，往往涉过人类自己。它对普通人而言，是常常淡出政治的，它不会去挑剔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说过某一句错话或做过某一件错事，而是看重他在文化上的创造，为人类留下了什么值得保存的遗产。”（孙继南：《黎》，第238页)）

　　这样本着学术严谨态度的评价让我们又多了一个角度去进行广泛的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文献研究作者让我们明白：对待历史人物我们诚然不应该只揪住他的“某一句错话”或“某一件错事”不放，而应该“着眼于文化价值”，给予历史人物客观评价。对待“黎锦晖现象”也应该如此，应该尊重它在“文化上的创作”。它给人类留下的“值得保存的遗产”。

　　作者还引用了国际上一些研究成果，跳出国内以“他山之石”的姿态丰富了这一学科研究的视野。他引用了学者琼斯（美国）发人深省的“阶段论”，在“严谨历史学”的角度为我们认识黎锦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中国大陆为黎锦晖作传的人爱用‘阶段论’（stage theory）来解决尖锐矛盾：也就是‘好黎锦晖’在人生道路上走到了某一点时，因财务需要而堕入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堕落怀抱，精神污染、道德败坏未几即至，‘坏黎锦晖’因之产生。……问题当然就在：这样是很好的道德寓言没有错，但不算是严谨的历史学。黎锦晖的‘爱国情操’和‘商业经营’一直是并行不离的，像他那一张光为社会主义评论人标举为向商业腐败低头的专辑《家庭爱情歌曲》（1930）之后，马上就又发行了这样一张专辑：《爱国歌曲》（1932）。”（孙继南：《黎》，第242页）

　　在《黎》中能够看到国外学者对黎锦晖的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对待学术讨论的宽容和广阔的胸怀。

　　最后，我也给《黎》著提几个小小的建议：

　　1、如孙先生在说到“他的音乐重视原生态固然十分突出，但过多的运用民间的原型，难免造成音乐语言的雷同与贫乏”，但是在《黎》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交代，在分析作品中也没有凸显这一个问题，因此在提出这样的看法是让人有点迷惑，最好在这一点上给读者更明朗的印象；

　　2、对“黎锦晖现象”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在书中呈现得似乎不够。作者在243页只用一段话给予黎锦晖评价，是不是显得有点仓促。虽然黎锦晖是一本难以读懂的“厚书”，但作为一本以黎锦晖及其音乐创作为专题的研究专著，如果能在书末给读者更多一些总结性的结论或许能更加掀起读者的共鸣；

　　3、在“进化的历史评价”中，作者罗列了一系列的评论，包括群众的评价、专家的评价。比如作者罗列了聂耳、冼星海、吕骥当时的一些评论，还有周大风、李群、黄翔鹏、王勇、彭丽、刘再生等，但是书中没有呈现出这一系列的评论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好像大家的评论仅是个人行为，我觉得应该凸显出学术观点的前后呼应这一问题。

　　无论如何，此书史料翔实可靠，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事必有因，让史实说话；同时作者建立在分析具体作品的的基础上评价黎派音乐，言必有物。这确实是一部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专著。对研究黎锦晖的学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专著，值得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