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期基督教圣咏中的犹太因素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信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例如基督本人和十二使徒），这使得公元初年的犹太基督徒成为在基督教会中传承犹太礼仪的关键群体。基督教的礼拜日来自犹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日课是模仿犹太人祈祷的时刻，“最后的晚餐”则是逾越节的翻版。此外，洗礼（baptism）和礼拜中的圣餐(eucharist)作为基督教特有的与教义紧密相连的基本仪式，也在基督教刚刚形成时就在犹太基督徒中、随后又在各地教会中确立下来。和仪式一样，基督教的音乐的某些特征也源自犹太圣殿与会堂（sygagogue），如犹太人咏唱《旧约-诗篇》的传统就成为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犹太人还唱赞美诗，这也在早期基督教的活动中找到蛛丝马迹。

　　犹太人的宗教音乐活动很丰富，《旧约》中随处可见对于音乐的描写，大卫和所罗门都是优秀的乐师和歌手，被称为《所罗门之歌》的《雅歌》实在是淳朴而热烈的民歌；而《诗篇》更明白地表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旧约-诗篇》第150首] 从中可见，犹太人的宗教音乐中有丰富的器乐成分。将音乐与宗教仪式相结合，让音乐表达强劲的宗教感情本是犹太教的特色，这一特色的精神和不少具体内容都被初始阶段的基督教所继承。1世纪前后的希伯来音乐由于处于大的希腊化文化背景下，也受到希腊音乐文化的影响，犹太人出于顽固的天性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抵制本身反映了外来音乐的强大[参阅亚伯拉罕，1999，41]，但古代文化对犹太教还有其后的基督教的作用主要发生在音乐观念上。最初的犹太基督徒和受希腊化哲学熏陶的早期教父们都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重视音乐的教育功能，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过于精美的纯音乐，而对罗马人所津津乐道的靡靡之音则一致深恶痛绝。逐渐地，乐器被排斥在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的礼拜仪式之外了，但大多数教父和信众都欢迎朴素虔敬的风格。于是在《新约》中有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新约-以弗所书》]的言论。

　　除了犹太音乐的素材，基督徒们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应答”（指歌队和独唱者之间的对唱）和“交替”（指两个歌队间的交替演唱）的咏唱方式。在群众性的场合读经布道时，很容易用交替问答的形式唱出一些简单的词句（如“阿门”，“阿利路亚”，或不断反复出现《诗篇》中的某一句之类），见于早期文献的诗篇咏唱也相应地被称为：应答诗篇歌，交替诗篇歌，哈利路亚诗篇歌和诗篇叠歌[参见Cattin，1984，10]）。最早提到交替歌唱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利亚的斐洛（Philo）；最早提到应答圣歌的是迦太基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155——222)。但真正有组织而较大规模的“应答”或“交替”圣咏在这一阶段显然还不能普及。此外，一种源自犹太传统的，被称为“欢歌”（jubilus）的即兴花唱形式（它和具有叠歌性质的“阿利路亚”不是一回事）也被提到，圣哲罗姆(St.Jerome,340 ?-420)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354-430)都曾论及它，这种形式似乎与应答诗篇歌一起使用。还有《启示录》中透露的《圣哉经》（Sanctus）这一犹太教中旧有的圣歌品种（希伯来语为“Kadosh”，希腊语转音为“Hagios”，也见于前述克莱芒一世的书信），在大约120年被罗马主教西克图斯一世(Pope St.Sixtus I)引入西部教会的礼拜集会，在4世纪晚期成为弥撒的一个部分。这样，保罗在50年左右的书信中提到的“诗章（诗篇），颂词（赞美诗）和灵歌（圣歌）”[《新约-歌罗西书》]的体裁都可在头两个世纪的文献中窥见。

　　总之 “早期教会，无论东、西方，从犹太教中继承的因素对于建立它们自身的礼拜是关键的”，[Rosenstiel,1982,14]正是在犹太教既有仪式音乐的基础上开始了最初的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实践。在基督教产生的头两个世纪里，犹太音乐的某些因素（如诗篇咏唱和赞美诗的雏形，应答和交替的形式，吟诵和花唱的唱腔）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因素应该在公元70年圣殿第二次被毁之前就随着最初的犹太基督徒进入并扎根于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了；但这也不是说早期基督教仪式（尤其是圣咏）是对其犹太对应物的具体照搬。

　　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自身尚不够成熟，教会的组织比较松散，信徒也不多，各地教会零散而各自为政，教会仪式音乐还没有独创性和规范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基督教音乐可称为犹太化的圣咏。

　　第三阶段：拉丁圣咏的发展与基督教圣咏的分化

　　第三阶段大约始于狄奥多西皇帝禁绝异教和帝国最终分裂之时。这是基督教完全胜利的开始，同时也是罗马世界的教会走向分裂的肇端。随着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基督教会及其仪式圣咏也有了东派和西派之分。希腊化的东部圣咏在前一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拉丁化的西部圣咏则迅速生发。它们代表了不同政治实体和地域文化的特征，分别成为今天东正教会和罗马公教会圣咏的前身。

　　1.东部教会圣咏的继续发展

　　自《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会的地位与过去有了本质的区别。到5世纪初众神时代终结，几乎全体人民都成为基督徒时，它便不再只是连接贫苦人民的纽带，也成为皇帝，贵族和富有者的信仰；它的仪式不再只是广大会众表达宗教情感的方式，而成为像过去的凯旋式一样的经国大典；它服务的对象也在扩展至所有阶层的同时以身居高位者的需要为中心了。从尼西亚会议开始，皇帝开始亲自干预教会事务，而此后的6次大公会议都有皇帝的参与，尤其在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近东地区，教会的礼拜变得和皇室的礼仪一样繁琐和高贵。

　　从这一时期开始，君士坦丁堡取代叙利亚和埃及，成为东部圣咏的中心。以拜占庭教会为代表的东派礼拜仪式在这时期中继续发展——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对东部教会影响不大，其后并因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国势的中兴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而它本是对第3、4世纪叙利亚礼拜式的一种吸收和发展。作为东正教的官方礼仪，后来以圣约翰-克利索斯通圣礼（即“金嘴”约翰）命名，至今仍在希腊，俄罗斯和巴尔干的教会中使用。对希腊语赞美诗的偏爱是拜占庭礼拜有异于拉丁礼拜的一大特点，按一定格律新创歌词、按一定程式（所谓“调式”mode）配曲的赞美歌成为东正教礼拜的主体。自厄弗冷开创的希腊化教会中创作赞美诗歌的传统被圣罗马诺斯（St Romanos）及其以后的教会音乐家所接受，在6世纪形成了“康塔基昂”(kontakion)的大型赞美歌形式的繁荣。而过去在埃及教会中广为运用的亚历山大里亚礼拜式则作为东部教会礼仪的旁系保存在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中，艰难地延续至今。

　　2.西部教会圣咏的崛起

　　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教会礼拜仪式和圣咏的创造性发展；而此前，拉丁教会在仪式和圣咏上主要是追随东部的同行们。大约在350年左右，高卢普瓦齐(Poitiers)的主教希拉里乌斯（Hiralius,卒于367年）根据圣厄弗冷的作品样式写下了第一首拉丁赞美诗——这可以视为拉丁圣咏的滥觞。希拉里乌斯还提到高卢教会中的晚祷、晨祷和早祷的日课[参见Apel，1958， 40]，这自然也是受地中海对岸的同道的影响。这是西部教会在发展自身仪式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前述西班牙修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385年左右），也未始不是西部对东部的一种参观学习，同时证明拉丁教会已在4世纪末普及了隐修制度，为仪式圣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真正开创了西部仪式圣咏新局面的是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St.Ambrose340-397)。是他将在东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和应答式的诗篇歌和赞美诗带入了作为西部统治中心的米兰的教会，并主持整理了此前已经存在、但较为零散的礼拜仪式，使它配得上拉丁教会的光荣。安布罗斯被尊为拉丁赞美诗之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咏被沿用至今。

　　君士坦丁的迁都使罗马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却也将永恒之城的光荣让给了基督教会。与安布罗斯同时的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Damasus I,366-384年在位）在另一位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330-420）的顾问下，仿照较为成熟的耶路撒冷教会模式组织了罗马的礼拜仪式和圣咏，并将交替咏唱和阿利路亚花唱形式引入罗马。圣哲罗姆在400年左右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圣经》，从而结束了罗马在礼拜中使用希腊语的历史。达马苏在位时，普世公会议第一次在西罗马召开，这说明拉丁教会的影响力在此时确有加强，而这次有众多东部主教参加的会议，很有可能成为引进礼仪的契机。一份6世纪开始编纂的教会编年史说：“达马苏要求在所有教堂中日夜歌唱《诗篇》，他的命令给予所有的神父，主教和修院”[Apel，1958，47]。可以认为，东部教会的诗篇歌，赞美诗和别的圣歌品种以及交替、应答、花唱等歌唱方式在这时被西部教会的日课和弥撒礼拜仪式采用。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拉丁教会致力于整齐一律，容易染上地方色彩的古代赞美诗逐渐被挤出了罗马教会的正式礼拜，只剩下诗篇歌和别的圣歌。比安布罗斯稍后的西班牙人普鲁登提乌斯（Aurelius Predentius，348-413）的赞美诗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但他“及其活泼”的诗体却不能与礼拜仪式相协调，终于归于散失[参见Cattin，1984，19]（现代罗马公教礼拜中的赞美诗则另有中世纪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