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基督教的音乐也用乐器，后来因为反对罗马帝国的乐器繁多的音乐，渐渐开始了音由心生，用单纯人声来赞美教主的音乐方式。当然，也是为了用动听的乐声来吸引更多人入教。米兰的僧侣安木波罗斯在四世纪就主张用富于旋律的颂歌来魅惑人心了。这跟中国儒乐追求的淡而无味之境界截然不同。这篇文章简略地摘编介绍了圣咏从质朴犹太音乐因素渐渐发展到繁复拉丁圣歌的历史。

　　关键词: 基督教 圣咏 犹太音乐

　　基督教圣咏（Chant）是为基督教仪式服务并从属于宗教仪式的。而“早期基督教音乐的范畴要比单纯的仪式圣咏广泛。它不仅包括弥撒和日课中的诗篇歌，还包括大量为基督徒在从圣餐礼拜到夜间祷告的任何规模的集会中使用的赞美歌、诗篇歌、吟诵与欢唱（按：此即我们一般所谓的‘圣咏’）。它更可以指各种异端教团的赞美诗，甚至基督徒对音乐的所有方面（无论他们自己的礼拜歌曲，还是蛮族异教的音乐，或是和音乐有关的哲学和理论）的任何态度。”[Mckinnon,2001,795]本文只谈和正统派礼拜仪式相关的圣咏，而对其他和基督教有关的音乐现象及美学思想不加讨论。

　　在礼拜仪式中使用的圣咏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基本的形态特征：其一，是没有和声，对位等伴奏手法的单旋律声乐（早期未经训练的信众在齐唱时可能出现的支声是另一回事），而器乐伴奏一般来说也是被禁止的（埃及的科普特圣咏Coptic Chant中偶尔使用打击乐器是一种例外）；其二，是音乐本身没有节奏、节拍，完全依附于《圣经》经文或赞美诗歌词的散板音乐[参见Apel，1958,4]。而礼拜仪式中的“歌咏”主要来自3方面：按某些固定的公式念唱《福音书》等散文中的词句；用旧有或新创的曲调吟唱《诗篇》或赞美诗；在某些单字上的即兴花唱，用以表达激动的宗教感情[参见Reese ,1940,61]。

　　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早期基督教圣咏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初年至大约公元200年以前为萌芽期，3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为发展期，从4世纪晚期至6世纪末为分化期（这一普遍而深刻的分化在西部帝国灭亡时还在进行，但大体上，自安布罗斯圣咏形成后，虽然西部教会的圣咏还受到东派的影响，东、西部仪式圣咏就基本按自己的方向发展了）。而教会音乐的状况在各个发展阶段也有相当的不同。

　　第一阶段：基督教圣咏的萌芽和犹太音乐的遗迹

　　这一阶段是基督教产生，形成自身特点并最终从犹太教中分离，成为全新的普世宗教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可以从零星片纸的文献中窥见基督教仪式和圣咏的萌芽；而浓厚的犹太教色彩成为这一阶段基督教圣咏的主要特征。

　　1.基督教仪式与圣咏的雏形

　　最原始的基督教礼拜仪式是在星期日鸡鸣和日出前的彻夜祈祷，继之以白天的集会，星期日也因此被称为“主日”(Day of the Lord)。在夜间的祈祷中有读经，祷告，吟诵诗篇的活动，白日的集会除了读经外，也包括布道，奉献和圣餐。而圣餐是全部仪式的高潮。

　　《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完成于1世纪之前（《马太》，《马可》和《路加》约成书于65-80年，《约翰》约成书于100年），是对基督教最初一百年发展过程的直接见证，它们“反映了由早期的基督教社团引入礼拜仪式的一些(犹太)习俗”[Cattin，1984，2]。福音中的许多段落看来是富于韵律而可以和乐吟唱的，如《路加》中第一章的46-55句（也即是后来《圣母尊主颂》Magnificat），及68-79句（也即后来的《降福经》Benedictus）。此外，在使徒书信中有更多地具有赞美诗外形的段落，如《以弗所书》第5章的14句，《彼得前书》第1章的3-5句，《帖撒罗尼加前书》第5章16-22句等等，它们在布道中被经常使用。其中尤以《腓力比书》第2章6-11句的一段赞辞最为著名：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得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可以知道，《新约》中的“赞美诗”都是依照犹太人而非希腊人或罗马人的方式创作的，有的篇章，“很明显显示出礼拜圣事的结构程序”[Cattin，1984，3]而在洗礼和圣餐中广为使用。这些《诗篇》以外的韵文，成为3世纪后在叙利亚教会中首先开始兴盛,并在基督教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赞美歌（hymnody）的先声。

　　113年时，小亚细亚的比西尼亚总督，杰出的罗马学者和著作家普林尼（Pliny）向哈德良皇帝上奏他的行省中基督徒的活动状况时，提到他们“在日落前一个指定的白天（按：即星期天）集会，唱歌赞美基督犹如赞美神灵”（原文为：stato die ante lucem convenire carmenque Christo quasi deo dicere secum invicem）[Cattin，1984，12]。

　　150年左右，护教士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卒于165年）在写该给安东尼-皮护皇帝的著名的《护教文》（Apologia）中描述当时罗马基督徒的礼拜日圣餐仪式：

　　“在星期日，有一个地方供城里人和乡下人集会；使徒的回忆录和先知的著作被尽可能长久地诵读。读完后，主其事者便劝戒大家要效法那高贵的懿行。然后，我们便一起站立，开始祷告。

　　“这之后，如我所言，做完祈祷后，就取来面包，葡萄酒和水，那主其事者便以他的能力祈祷感谢上帝，大家都高颂‘阿门’应和之。于是将这祝圣之物分发给每个人，在享用它之前，大家都向神致谢。”[James Mckinnon ，1990，68]。

　　这当时人的描述向我们提供了基督教集会（即后人所谓“弥撒Missa”）的直接印象，它传达了礼拜的基本结构：圣餐前的读经，讲道和在祈祷后分享基督的血肉。从中可看出基督教礼拜和犹太会堂礼拜一致、却与古代多神教礼仪的最大不同：这是一个让广大信徒集会的场所，而非杀生献祭的神坛；礼拜的活动主要是由“主其事者”（相当于后来的牧师）宣读经文，中心环节是信徒一起领圣餐。这两点直至今日，在无论哪派基督徒中也无更改。后来礼拜仪式的发展不过是使这一基本框架更加复杂和细腻。这记述中虽然只字未提音乐，但我们却可以从《新约》的许多记载和普林尼的奏章中得到旁证：基督徒在宗教集会上吟唱歌曲是毋庸置疑的。唱歌应该在圣餐之前，很可能就包含在对使徒言论和先知预言的诵读中 [参见Mckinnon,1990,72]。

　　这里所哼唱的“歌”很有可能即是《诗篇》，早在1世纪末期，罗马主教克莱芒一世（Pope St.Clement I，生卒不详）就在一封书信里提到了唱诗篇的情况[参见Apel，1958，38]。 而这吟唱 《诗篇》的音乐也许是从犹太基督教徒那里极为自然地学来的，而后者又是从圣殿中的祖辈那里继承的。“几乎可以肯定，早期基督教诗篇中的音乐，大多与犹太教诗篇中的音乐相同；甚至在很久以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诗篇曲调之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亚伯拉罕，1999，54] 。事实上，古犹太音乐的成分在基督教音乐中沉淀很深，学者们一致承认古老的犹太闪米特曲调和格里高利素歌在旋律上和某些吟诵程式上的亲缘关系[参见Apel，1958，35]。虽然不少学者否认《诗篇》作为一种圣咏存在于2世纪之前的礼拜中，但“显然，《诗篇》的音乐性是不能忽视的”[Mckinnon,2001,797]。可以说，这样的诗篇咏唱，在2世纪中叶也只是一种不经意的即兴念唱，而非固定的仪式组成部分（在当时的记述中并常常和赞美诗混为一谈），它和4世纪晚期以后，礼拜中不可或缺的“诗篇歌”（psamoldy）是不同的。

　　除去《新约》和一些非基督教人士（如普林尼）的著作，3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关于基督教仪式中音乐的记述是极为贫乏的，而教父们有关圣咏的记述大都产生于3世纪以后。我们可以推测，除了犹太人之外，别的地区和民族的信徒在礼拜中的歌唱多是自发的，因为这时的基督教还属于非法的秘密组织，礼拜仪式本身是十分简单和没有规范的，集会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堂，而在某位信徒的家中举行（比如一位富有的罗马贵族）。而在距巴勒斯坦较近的小亚地区，宗教活动的开展又较帝国西部的拉丁地区要活跃和公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