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牟平9月29日讯 （通讯员 衣春霖 记者 栾雨文） 2013年年底，烟台某加工公司与威海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加工承揽合同》，约定烟台某加工公司为威海某公司染织纱线，加工方式为来料加工，威海某公司于每个月月底结算当月的加工费，但威海某公司并未依约及时支付加工费。2016年下半年，双方就欠款情况进行了对账，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威海某公司欠烟台某加工公司加工费20万余元。2017年7月，烟台某加工公司诉至牟平法院，要求威海某公司支付加工费，经法院调解确认，威海某公司分期付给烟台某加工公司加工费合计20万余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8年4月，该执行案件立案，执行法官查明威海某公司已无任何可执行的财产，且在诉讼案件结案后更换了法定代表人，在掌握了初步证据的基础上，经合议庭对案情进行分析，确立此案属于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情况，执行法官决定延这个方向，继续查找证据，通过数次到被执行单位所在地走访，寻找案件突破口，最终经过拉家常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做通了威海某公司的原传达室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他向本院如实陈述了威海某公司从原厂区撤出，将全部财产搬至新厂区的事实，执行法官按照程序做好笔录，同时，又找原诉讼案件中威海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一步证实了传达室工作人员陈述的事实，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经烟台某加工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对威海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王某迫于信用压力，按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清了威海某公司所欠的加工费，至此该案顺利执结。

　　法官说法：

　　该案属于典型的被执行人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通过“金禅脱壳”的方式规避执行的情况，法院通过对实际控制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措施，促使案件执行到位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高消费行为。本案中，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在掌握确凿证据证实被执行单位存在恶意规避执行的前提下，通过对其实际控制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措施，在社会征信系统内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制，最大程序压缩其生活空间和质量的执行威慑效应，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信用压力和执行威慑力下，本案被执行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才及时履行了付款义务，促使案件顺利执结，这说明信用惩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执行威慑机制，在采用的过程中，要对准要害，从而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