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他强调说,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这仍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干吗上大学?”(《新京报》11月22日) 上大学干吗?这既要问大学,更要问社会。如果大学告诉我们说,你来念书就是为了谋得一个好工作,“劳心者治人”;如果社会告诉家长,大学就是高贵教育,旨在将来收获人生的硬通货——那当大学生薪资待遇与农民工看齐时,这知识还真没能改变得了他们的“命运”吗?昂贵的高等教育要脸红,注水的就业率要脸红——干吗上大学? 我们的价值判断往往来自生活经验,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能”与“不能”,大抵是从整体而言,无法适用于每个个体。尽管2009年大学生起薪与农民工差距拉大,但从2003年以来的数据看,这之间的薪酬差距呈缩小的趋势。于是有人觉得读大学似乎是个很没有性价比的事情,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对教育大计形成事实上的负激励。 大学门槛越来越低,眼下大学生的含金量已逐步下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大学生起薪低,完全是市场规律使然。至于大学生的工作还不如农民工好找,在于随着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其知识专用性也越强,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匹配岗位的概率就越小,“读到博士以后的工作更难找,因为匹配率更小”,加上各自的期望值差异,农民工的就业优势愈发明显。 但大学生的命运,果真与农民工只有三两百元的距离吗?在“起薪”之外,人生中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后赋潜能”等。农民工的人生往往是直线的,沿着起薪的不堪,举步维艰;而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的人生是曲线的,也许会有起落,但未来预期相对更好。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知识货币化的能力。 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我们冀望知识能在社会序列中赢得物质化的尊严,但能改变命运的,除了知识,还有制度、性格、环境等。知识改变得了命运,也必须依仗知识改变个体及社会的命运。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演义里,知识越是不那么急功近利,时代越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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