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官帽搞科研累不累
　　
　　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计划”项目中六成由学校行政官员领衔
　　
　　网友赵明打开科技部公布的“973计划”2011年立项清单,几个熟悉的“985”和“211”高校校长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份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分量的名单中,大部分人都有行政官帽。
　　
　　南方日报记者通过对名单的查询和分析得知,在由高校承担的63个“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各级别的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对此学术界内外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有人批评行政官员领衔学术研究滋生腐败,但也有人力挺他们为学术领袖。
　　
　　中国的大学校长太累
　　
　　“中国的大学校长能不累吗?他们既要带领中国的大学冲击世界一流,还要亲自冲锋陷阵带领中国科技攀登世界高峰!”科研工作者赵明的调侃很有代表性。
　　
　　这份名单的确有着较为浓厚的“官味”。记者通过对名单进行粗略查证和统计,确认各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头衔,结果显示: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其中,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的共计16项,首席科学家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当职务的共22项,而由一般教授(研究所、中心负责人不计入行政职务)承担的只有25项,部分教授此前也担任过行政职务。
　　
　　这也就意味着,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
　　
　　由此联想到近来热议的话题,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后,大学“行政化”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醒,早在去年媒体就曾披露,在100位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行政主导学术资源分配
　　
　　“973项目”是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科研基金之一,对于项目清单中大量出现拥有行政官员身份的首席科学家,有关权威人士指出,政府部门对“973”首席科学家的申请资格有着严格的限定,人数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
　　
　　尽管不少校长、院长同时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专家,但是,“校长、院长能保证70%的精力投入科研?这个很难说。”
　　
　　熊丙奇更直指,上述现象表明,中国大学中行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学术资源的分配。“从立项到结题,再到报奖,学术研究都体现出行政力量的运作。”
　　
　　他举例说,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的评审机构,往往都是有一定行政职务的人才能参加,这些行政官员掌握着学校的招生、本硕博教育以及名誉头衔等。“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都愿意把课题交给这些人去做。”而获得课题之后,行政官员往往并不是自己完成,而是交给学校的教师或者硕博士完成,因为这些人的学位和职称也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
　　
　　这样一来,就可能形成了一个行政权力和利益交换的链条。“越是行政职位高,获得资源越多,这就造了学术研究的恶性循环。”熊丙奇认为。
　　
　　科研或变成资源争夺
　　
　　“973项目”分配中行政因素影响巨大,这将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什么影响?
　　
　　熊丙奇认为,在科研经费配置的潜规则下,科研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但难以产生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首先是导致学术腐败。行政官员动用行政权力获得学术资源本就不公平,领导挂帅又往往只是挂名,这些都是学术腐败的源头。其次,将会从整体上扼杀很多人的学术追求。学术因此而失去尊严,大家都是为了追求资金而争斗,必然让学术变成了功利。再次,将从整体上降低学术质量。大家都在争夺资源,而没有考虑成果,破坏了大学的学术生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国家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但实际上有原创价值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少,社会舆论对学校的评价越来越低!”熊丙奇严厉批评。
　　
　　相反的意见不是没有,只是大多保持沉默。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学院院长对记者表示,行政官员拥有更多资源优势,牵头争取科研项目能够提高竞争力,同时也起到在学术上统揽全局的作用。
　　
　　对此,熊丙奇指出,这本身是学术异化的表现,“首席科学家是一种责任,如果做不出成果是要被问责的,但现在没做之前,却被当成一种荣誉来宣传。”他还批评说,现在部分行政官员领衔申请科研项目,获得经费后自己并不做,而是分给下面去做,至于怎样才能做好,他其实并不关心。
　　
　　熊丙奇形象地比喻说,政府给农民拨了5袋化肥,希望他能种好田,才能算得上是种田能手；但没想到这个农民却拿着拨下来的化肥,说自己已经是种田能手,去忽悠更多的化肥。
　　
　　教育拨款委员会应独立
　　
　　中国科研资金分配上表现出来的行政化问题应当如何破解?熊丙奇认为,核心问题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实现学术自主和教授治校,将学术权和教育权还给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
　　
　　在国家层面,政府负责学术拨款,但不应直接支配学术资源使用。
　　
　　他建议,中国应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实行独立运作。
　　
　　政府应把学术研究视为一个购买过程,过程透明,项目具体交给谁做由专家说了算,学术评审也是由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负责进行。
　　
　　记者也注意到,近年来,校长职业化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广东等省份出台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都提出“校长职业化”,其目的正是要切断行政官员与学术利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