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派遣使臣出使“西域”，建立中国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而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烟台的航海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国北洋航线上的重要停泊点。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登州（烟台）是全国著名海口，同广州、泉州、扬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是北方通向海外的主要口岸。日本遣唐使入唐求法，探求发展之路，首次就是在烟台登岸的。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79年)派遣使者赴朝鲜，也是由烟台启碇的。中国的丝绸、冶铁、造纸等技术由烟台传入朝鲜、日本等地，烟台由此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历史考证
隋唐时成为外交门户
据记载，从隋唐时期起，登州（烟台）就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这里向东到日本和朝鲜，向北到渤海诸国，向南途经扬州、泉州、广州等地，沿着南方航线直至地中海诸国，成为沟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唐使由此登陆抵达长安进行友好往来。遣唐使登陆后，下榻在登州的著名古刹开元寺内。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作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登州成为北方诸国对外交往的门户，也是中外商品的最主要集散地和抵御外族侵略的军事要塞。唐中后期，登州古港以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上升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港口，与南方的广州港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位于辽东半岛的地方政权以及朝鲜和日本联系的纽带。
在北宋时期，登州对朝鲜的民间贸易也相当的繁荣。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北宋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王朝从事贸易活动，宋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物却都是通过商人从山东、福建、浙江等地运来，后经登州港出海。这说明，即使到了宋代，登州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主要通道。
遗存显示
东西文化交汇登州
登州港对外交往的便利，使东西文化在登州交汇。虽历经沧桑，但至今仍保留有当时珍贵的文化遗存。
生活在登州沿海的先民们，在与大海搏斗过程中，逐渐摸索出航行的本领并乘舟逐岛远帆至朝鲜、日本，在对外交流中，形成著名的“入渤海高丽道”，使登州成为我国早期对外交往互派使节和遣隋使、遣唐使朝拜登陆的主要地点，有过“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的辉煌。宋代时登州成为屯兵运粮的主要港口，明、清时期，登州又因古港布局合理、设计巧妙、匠心独运而成为军事要塞，其城市功能从一个东北亚的国际海港向着守卫山东半岛的地方海防军港和基地转变。
昔日的登州因港口而兴盛，因港口而与国外进行交流，目前依旧保存着昔日和平使者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画河基督教堂，美国基督教组织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女性传教士慕拉第女士的遗爱碑。1984年，古港小海清淤时出土的元代古战船、宋元的石碇木碇、明代紫檀木舵杆以及2005年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元明时期的古船、一艘高丽古船，无一不佐证着登州昔日对外交往、军事防御的重要地位。
登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登陆点和居住点，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根据地，在中外交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福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徐福东渡事件最能够体现登州开放文化的厚重历史。
海上通道
中朝贸易全面展开
登州在它上千年日益繁荣的海外交通贸易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条沟通日、朝等诸国的海上通道，与当时中国西北内陆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同等重要，所以人们称它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据历史记载， 明初，由于元的势力还占据辽东，中朝之间的往来，多经登州，明太祖朱元璋还“诏谕高丽国王，‘只教海道朝京’，命使臣船队由登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南京。”后来，随着明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中朝之间的贸易全面展开，中国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贸易路线全面开通，中朝之间陆路、水路、及水、陆兼行有多条路线畅通，“而由南京、北京等地至山东半岛，再从登州出海的水陆兼行，只须三天便至朝鲜，是明代初期最为快捷的路线”。明洪武九年，明政府将登州升格为府：“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时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
从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看，仅明洪武年间高丽王朝就有几十次使者泛海至登州，可见当时官方往来之频繁，由此也带动了民间的往来和商贸活动。明朝末年，朝鲜因暴发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到山东购粮，仅从登州每年运往朝鲜政府的“粮米少则数千石，多则几万石”。利用中朝政府间海运频繁之机，两国商人和民间的往来也非常频繁，“商人自登（州）、莱（州）沿海购得的丝绸、火药、粮食等换取朝鲜的马匹、木材、人参、药材等”，在朝鲜沿岸一些岛屿更是“译官、商贾辈买卖之路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