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记者：高倩

　　对谈嘉宾：徐坚（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去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观众或许会留意到这样一个身影：有时是在大厅里，见到音乐堂多年的老观众，便像街坊邻居般问句“来啦”；更多的时候是在剧场中，有时能看到她站在两侧的过道上，注视着舞台和剧场中每一点细微的反应——她就是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徐坚。徐坚的名字有点男性化，她以前是打排球的，个子很高大，和在运动场上一样，工作中的徐坚也是个格外坚定而有想法的人。

　　自1999年中山公园音乐堂重张至今，徐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8年。在古典音乐还不是很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中山公园音乐堂为许多人打开了音乐启蒙的第一扇大门。从2000年起，在暑期以孩子艺术欣赏和体验为主要方向的“打开艺术之门”落户中山公园音乐堂，渐渐搏开了一片天地，规模越办越大。上个月底，今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刚刚落下帷幕，两个月的时间中，共有70场演出、10个夏令营和10场艺术讲座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打开艺术之门”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口碑之作，已然成为了北京一块响当当的艺术招牌。

　　传统艺术从来都不是冷门

　　记者：和往年相比，今年“打开艺术之门”的规模如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徐坚：今年和去年都是70场演出，这应该算是一个极限了。毕竟暑假的时间就这么长，我们已经把时间利用得很充分了。许多媒体都会问这次艺术节的特色和创新是什么，如果从演出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主，而且现在把中国的戏曲加入进来了，民族音乐的比重也越占越多。对于艺术孩子们了解和接触得多了，自己就会有一个选择和比较，所以希望能在“打开艺术之门”的平台上，把更丰富的种类呈现给大家。

　　我们常说，“给孩子的应该是最好的”，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比如魏春荣现在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当家花旦，但她从来不会因为观众是孩子就不重视，反而会在选择曲目上更多地考虑，怎么让观众一下子爱上昆曲。“打开艺术之门”发展到现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方面就是艺术家们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观众群，他们会想到最好的办法来和观众沟通。

　　记者：对于孩子们来说，戏曲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方式，戏曲被引入“打开艺术之门”是从什么时候？

　　徐坚：多种戏曲种类的加入是从四五年前开始的，最早只是京剧和昆曲，之后是评剧，然后加入了河北梆子和曲剧。开始我们也在想，河北梆子有人听吗？但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观众都是需要培养的，第一年大家肯定会觉得有些好奇，慢慢就好了，大家都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

　　记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音乐厅似乎总是与西洋音乐挂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什么会想要大力引进民族音乐呢？

　　徐坚：中山音乐堂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厅，不管是西洋音乐还是民族音乐，都是非常适合在我们这里演出的，而且这些年演出的民族音乐非常多，我们一直都在坚持这样的定位。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看到学钢琴、学小提琴的孩子多，就觉得西方音乐更受欢迎，其实不然。我们有一个售票调查，第一名是开幕式，第二名是闭幕式，第三名是王中山老师的古筝音乐会。王中山作为现在古筝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演出门票是第一个卖光的。我知道很多孩子喜欢流行音乐，我也知道周杰伦的演出买不到票，但一场民乐演出也买不到票，我相信只有这时候，这个社会才是丰富多彩的。大家有很多种选择，每种选择都没有错，但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民族音乐在大家的选择中占到了一个这样重要的地位。

　　再来说“打开艺术之门”的夏令营，章红艳老师的琵琶夏令营是最受欢迎的。第一年我们说要招60人，一传十、十传百，到今年第五年130人，章老师经常说，“不行不行，这次必须得控制在100人”，但是没办法，很多学生是慕名从外地赶来的，看到他们的渴望，我们真的不忍心拒绝。我们的古筝音乐会第一个卖光，琵琶夏令营人数最多，评剧、京剧演出爆满，曲剧我们也准备以后做两场，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我们不是在喊口号。

　　经营艺术“老字号”重在“用心”

　　记者：现在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有许多暑期艺术节和夏令营，“打开艺术之门”能坚持十多年并成为艺术节中的佼佼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和其他的艺术节比，最独特的品质是什么？

　　徐坚：我们想做的是让孩子感受到好的艺术，所以无论对演出的质量还是夏令营的师资都很挑剔。我一直说“打开艺术之门”是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节，我们的演出票价真的太便宜了，很多都是几十块钱，如果想挣钱，肯定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做法。不只是艺术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投入了他们全部的爱和热情。我们有一些实习生，还有的工作人员是职高毕业的孩子，年龄很小，有夏令营的时候，他们早上8点上班，一直工作到很晚，如果没有热情，完全不可能坚持下来。我们在做一件积极有益的事情，在给很多人帮助，要让当事人自己觉得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记者：在艺术节和音乐堂的每一场演出现场几乎都能看到您的身影，您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到现场去？

　　徐坚：我现在比原来忙了，但只要有时间，不管是演出还是夏令营，我都会过去看一看。只要能在那儿坐住了，就能了解到这次艺术家们有哪些新的想法。这次艺术节有一场常石磊的音乐会，是偏流行的，他的观众很多是年轻人，而且他是一个创作型歌手，他的一些明星朋友都在当天的现场，他说不定就会把谁“提溜”上来。我当时看了就想，以后在宣传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猜一猜你在现场会碰到谁，或者是你希望让谁出现，要想办法让观众对演出感兴趣。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是不是敏感实际上在于你有没有责任心。

　　很多艺术家都跟我们说，来音乐堂就像是回家了。这种“回家”的感觉，就看你用心不用心。我们每年都会做老艺术家的专场演出，他们年纪大了，我们就会提前准备柚子，剥好了放在那儿。这不是钱的问题，两个柚子能有多少钱？关键是你想到没想到。音乐堂再高大上，其实也是服务行业，我们需要投入很多，但却不能立竿见影。我们之所以在坚持，就是因为看到了效果。一个音乐堂的会员跟我们说，“我得有多爱你们，才能克服重重‘障碍’进来，又得安检，又不能开车”。观众们克服种种困难来看演出，为什么呀？不要把这些看成理所应当。

　　音乐堂路在何方？

　　记者：从1999年开始，您已经在中山音乐堂工作了18年。回想过去，您觉得这些年来音乐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徐坚：音乐堂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一定是同步的，也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演出的收入和上座率都比原来要高了，就像自己的孩子天天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拿到数据，就能看到这些实在的变化。

　　记者：现在北京的音乐厅和剧场建设和发展都非常快，比如一街之隔的国家大剧院，那中山公园音乐堂作为一个老牌音乐厅，有没有受到影响，将来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又是什么样的呢？

　　徐坚：国家大剧院建成已经10年了，10年前就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北京的文化繁荣并不是仅仅靠大剧院，当然从演出条件等各方面来看，最好的一定是国家大剧院，但一个演出剧场的定位，一定是要根据它的观众群和自身的能力来决定，像柏林爱乐这种体量太大的演出，以我们的能力确实接不起，因为要考虑到资金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有特色的、小众的演出，非常有特点，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是可以办的。就像人不可能天天吃大餐一样，你会想吃其他有特色的东西，所以有大剧院那样的演出，就有我们这种类型的演出。话剧也是一样，人艺的《茶馆》好不好？当然好了，一开票就卖光了，但小剧场的话剧好不好看？当然也好看。这是北京文化生活的特点，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彼此之间是不矛盾的，“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