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14年中，是中国歌曲创作的一次喷发式提高，一次狂飚式突进。

    我们的《国歌》是产生在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军歌》是产生在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我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柱石之作《黄河大合唱》，也是产生于抗战初期的1939年……这些能够代表民族雄强精神的音乐经典，能够表达中国军人激情的战斗乐章，掀开了我国音乐史、特别是歌曲史崭新的一页，抒发着民族的豪情。

    战斗进行曲：中国音乐的巨大飞跃

    战争年代，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激发人们战斗精神、鼓舞大众爱国热情的战斗进行曲。抗日战争年代正是产生这类进行曲最为集中的年代，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黄自的《旗正飘飘》、陈洪的《冲锋号》、聂耳的《毕业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陈田鹤的《巷战歌》、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吴伯超的《中国人》……这些至刚至强、亢奋凌厉的军歌，伴随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发出了抗日战争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中缺少进行曲的传统，进行曲这种歌曲体裁是学习吸收了西方音乐之后的新收获，经过了二十世纪初学堂乐歌和五四运动新文化的萌芽，进行曲体裁到抗日战争时期迅速走向成熟，其标志就是以《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的战斗歌曲。

　　这些战争年代的进行曲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胆吸收西方进行曲因素的问题，另一个是进行曲创作的民族化问题。实际上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要谱写抗日战争的进行曲，必须勇敢无畏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进行曲。在上述提到的优秀军歌中，明显有着号角式的音调、进行曲的节奏、小军鼓的节律、七声音阶的旋律，这都是西方音乐的典型因素。在中国抗战歌曲中就有像《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很典型的西方音乐风格的作品，它们同样获得广泛的欢迎和战士们的喜爱。评判它们的标准可以简单归为：歌曲是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利，是不是受到中国军人和民众的喜爱。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的了。“进行曲创作的民族化问题”也成了迎刃而解的事情了，上述《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以及《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等，都是非常民族化的进行曲，是词曲结合水乳交融的中国军歌。五声性音阶是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原本柔弱靡软的民族音调，忽然发展、变换成具有铜浇铁铸般的力量美和难能可贵的雄壮美。这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音乐一次巨大的、空前的飞跃。中国的歌曲，从来没有这样地气势恢宏，这样地充满着战斗的力量。

    抒情歌曲：“十多个伪军向我们投降了”

    与刚勇无比的战斗进行曲同时产生的，也有许多深刻抒情的歌曲，如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刘雪庵的《长城谣》、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夏之秋的《思乡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林声翕的《白云故乡》、郑律成的《延水谣》、韩悠韩的《故乡月》、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这些歌曲或表达了失去家乡后的悲痛，或表现了对家乡父老的怀念，或歌颂抗日的英雄，都具有撼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它们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抒情歌曲同样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有时甚至能够起到特殊的感化作用。1963年我到北京顺义县抗日老区收集革命民歌时，有一位抗日民兵给我唱起《松花江上》，他是把《松花江上》当作革命民歌唱给我听的，然后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配合八路军攻打日伪军的炮楼，将战壕挖到了敌人炮楼跟前，就十来米，都能够听到炮楼里伪军讲话的声音，但是他们打不着我们。炮楼里面驻有十来个伪军，都是东北人。我们就给他们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唱着唱着，伪军就渐渐跟着我们唱了，接着听到了他们的哭泣声。我们又向他们喊话，鼓动他们交械投降。最后，他们把武器从炮楼里扔了出来，十多个伪军向我们投降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典例子，这说明抒情歌曲同样是战斗的武器。

    中国人民和中国音乐家都明白“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艺术道理，他们以宽阔的艺术胸怀，对威武雄壮和优美抒情这两类歌曲采取宽容的接纳态度。实际上，这两类抗战歌曲在历史上发挥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作用。即使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我们的歌曲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抗战歌曲：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战争，既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又有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还有沦陷区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从抗战歌曲来说，既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歌曲，又有国民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战歌，还有沦陷区人民的歌声。由于历史和条件的原因，过去几十年间，在抗战歌曲研究中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革命歌曲的研究较多，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歌曲的收集和研究较少。这一现象正在改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以来，中国音乐总是像一个小老弟，跟跑在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领域的后面，势单力薄，掀不起什么风浪。然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救亡歌咏运动声震云天，抗日的歌声吹起了抗战文艺的冲锋号，《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家成了抗战文艺的尖兵。这极大地提升了音乐在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振聋发聩的救亡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唱，还传播到了海外，在世界各地的侨胞中也掀起了歌咏的巨浪，如任光在法国和新加坡都组织起了华侨歌唱团，蔡继琨、黄桢茂在菲律宾开展了丰富的爱国合唱活动，刘良模在美国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和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尔-罗伯逊（Paul Robeson）合作录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于1941年在纽约出版，包括6首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其中就有保尔-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歌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歌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中国战场所产生的优秀的抗战歌曲，在欧洲战场产生的如《统一战线歌》、《达豪之歌》、《国际纵队之歌》等，与在苏联战场产生的《神圣的战争》、《勇士之歌》、《卡秋莎》等，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歌声的经典之作。中国的抗战歌曲可以和世界上优秀的反法西斯歌曲相媲美，可以自立于世界优秀歌曲之林。这是中国人民的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