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力

　　摘要：西洋乐器的大提琴与蒙古族的马头琴、大四胡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但作为中低音的弓弦乐器,从产生与制作,到演奏及风格,都既有诸多相异、相似之处。双方的互相借鉴和融合扩展了各自的演奏技术, 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它们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各自独特的远古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与生态环境。

　　关键词：大提琴;马头琴;四胡;比较研究

　　一、大提琴与马头琴、四胡的乐器产生与制作的异同

　　世界各民族音乐的发展都有相近的历史, 先有声乐后有器乐, 器乐中又是先有敲击, 然后是吹奏、弓弦、弹拨乐器等。弓弦乐器最近人声,因而最受喜爱。由于人类对音色到音域的感受与认知不断扩大, 器乐制作在音域上有了多种分别。乐器的音域大都是由接近人声的中声向高低两方扩展, 同种乐器又因音域不同产生了音色的不同, 又由于音色、音域的不同产生了演奏技术的区别。西方的维奥尔弓弦乐器组,有各种不同的尺寸与定音,高音viol 的定弦接近中提琴音域, 相对于男中音与女高音。维奥尔弓弦乐器都是多弦,16、17 世纪很普遍。琴身木质,背部扁平,肩斜,弓握于手掌上方,有指板,主要用于歌唱伴奏。17 世纪后半期出现高音维奥尔vio2lin, 即今天的小提琴。维奥尔弓弦乐器就这样从中低音弓弦乐器向高低音扩展, 成为今天西方弦乐的一个完整体系。

　　蒙古族早在13 世纪已发明了弓弦乐器马头琴,它成为蒙古族演唱民间史诗与歌曲的主要伴奏乐器。马头琴曾称潮尔(chor),也是蒙古民族歌唱的一种形式,即演唱长调时有一部分男声唱低持续音,作为衬托与支持,马头琴演奏的乐曲有时也有这类代持续音的乐曲,与歌唱的潮尔并不完全统一。此时的弓弦乐器潮尔(chor)主要表现低音的浑厚与深沉,以及旋律中音区的委婉。高音用泛音表达,表现环境的空旷与悠远。演奏上由于马头琴没有指板,容易声音发虚,所以演奏由原来的弦上按音,改为由弦内往外顶的方法,以求发音的集中与稳定。由于弓子在外,西方弦乐器的弓法都可参考运用。蒙古民族还有中低音的弓弦乐器“四胡”。四胡发音较厚实,原主要用于伴奏说书或好来宝(一种即兴说唱音乐),可以描写如骑乘、行军、战争甚至妖魔鬼怪的叫声等。演奏技术上四胡借鉴了二胡的方法,后来因为演唱和演奏的扩展,产生了小四胡,音色浑圆而刚健,有鲜明的蒙族风格。

　　二、大提琴与马头琴在演奏风格与技术上的互相渗透

　　吸收大提琴的演奏方法,丰富马头琴的演奏是从20 世纪五十年代蒙古国的马头琴演奏家吉木彦开始的,为奏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F 大调旋律》和舒曼的《梦幻》,他改变触弦的方法和运弓技术,获得成功。后来他创作改编的马头琴曲《窗蝇》和《蒙古小曲》,都吸收了大提琴演奏技术。这影响了内蒙古马头琴演奏家,20 世纪五十年代的桑都仍,不但演奏了吉木彦的乐曲,在自己创作的《鄂尔多斯的春天》中,也吸收了大提琴技术,另一位演奏家白依拉在《草原晨曦圆舞曲》中,也参照了大提琴演奏的双音与拨奏等技术。现今的演奏家中,宝力高是吸收大提琴演奏技术最主动的一位,他对马头琴的演奏技巧与风格进行了更大幅度的拓展。所有这些自然影响了作曲家和大提琴演奏家, 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作曲家辛沪光,在创作的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中,为扩展演奏技术,有意引进了大提琴演奏技术,又在舞蹈史诗《白色源流》的管弦乐配器中,大提琴声部有意模仿了潮尔(chor)的演奏技术以及某些段落中泛音运用。在杜兆植的管弦乐《森吉德玛幻想曲》中,用大提琴独奏演奏主题时也参考了马头琴的装饰音与泛音的技法以求突出风格;在他写的大提琴与乐队的乐曲《天鹅》中,有些地方用泛音模仿了民间演唱呼麦的风格:杜兆植写的G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中第三乐章(快板),旋律风格及装饰音的用法上参照了马头琴的音乐风格。

　　笔者演奏的《草原连着北京》及笔者创作的《草原情》中,同样融进了演奏长调的风格以及四胡音乐的色彩:《草原情》取材于鄂尔多斯民歌《小黄鹂鸟》,原曲轻快、活泼,鄂尔多斯地区多用小四胡演奏,现在这首乐曲把音区放在了中低音区,速度改为中板偏慢,使乐曲变得更加含蓄、深沉,更接近于马头琴风格,融进了马头琴的小装饰音,突出了委婉、深沉,乐曲入板前和之后都有散板长调部分。四、五度的双弦演奏,在主音或原音的基础上进行持续音演奏的同时,做二度和小三度的自由颤音的即兴性演奏,都借用了马头琴的传统演奏技术和风格。泛音用法也是传统马头琴中常用的手法。移到大提琴上,使大提琴具有了马头琴的风貌。

　　《草原连着北京》所用细碎的节奏装饰音演奏手法及五度双弦音,都参照大四胡的演奏技术,使乐曲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其中散板中部,变化的单音、八度音以及四度音的双弦奏法,都来自马头琴的启示。随着世界范围内艺术交流的日趋活跃,艺术融合成为趋势,也成为创新之源。许多演奏家不但精通本行乐器,而且有意识地吸收其它乐器的演奏技术丰富自己。“只有变革才能克服外在事物与我们之间的疏远性,只有创造才能使自我在对象世界那里得到确证。”

　　三、大提琴与马头琴、四胡产生与发展的文化渊源和生态环境的比较

　　(一) 远古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的比较

　　乐徽“里拉琴”为众神使者、主司旅行的赫尔墨斯发明。按西方神话: 一天,赫尔墨斯在埃及尼罗河畔散步,不知不觉地绊到了一只龟甲上,发出悦耳声音。他顿生灵感,捉回海龟,剥下龟甲,又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来牛角和牛的内脏,用牛肠制成琴弦,在龟甲上支着两根牛角,绑上四根肠弦。这就是最初的弦乐器里拉琴,又称诗琴。他把乐器献给太阳神,阿波罗带着它,乘着天鹅拉的车来到帕尔那索斯山上,教缪斯们弹琴、吟诗、唱歌、跳舞。据说他把两根或三根弦迭在一起弹奏,能医好箭伤。从神话传说中不难看出:原本对艺术与音乐及其治疗功能的热爱,已演变成对太阳神阿波罗和九位缪斯女神的敬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精神主脉。从图腾崇拜——信奉自然的力量,到神灵崇拜、宗教信仰——信奉超自然的力量,表面上信奉对象截然不同,实际上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是一脉相通。人类崇拜的图腾对象已与其它的自然对象区分开来,渐渐演化为具有人格的神。西方的这条演化途径影响了西方音乐文化及其弦乐器的发展, 他们的弦乐器,从最古老的里拉琴,到后来的竖琴、琉特琴和维奥尔弦乐器家族等弦乐器,都成为表达神旨、传达信仰、负载精神寄托的工具。

　　在蒙古族中相传着马头琴为一个叫苏和的小牧童发明的故事。一天黄昏,苏和放牧归来,发现了一匹孤单的小马驹,担心被狼吃掉,苏和就带它回家。浑身雪白的小马驹在苏和的精心照料下很快长大。一年的那达慕大会上,当地王爷替女儿“赛马招亲”,选最好的骑手做女婿。牧人们知道苏和的白骏马是匹神马,鼓励他参赛。小白马果然一举夺冠。王爷一看傻了眼:穷牧人怎能当王爷千金的女婿?于是说:“我给你三个大元宝,把马留下,赶快回去吧。”苏和气愤地说:“我是来赛马,不是卖马的。”王爷不但不提招亲,反而抢走了小白马。小白马忠于主人,不屈从王爷的淫威,把王爷摔在地上。王爷恼羞成怒,命令手下乱箭齐发,受伤的小白马带伤跑回主人家,死在苏和面前。悲伤的苏和思念小白马, 梦中见它归来,小白马依依不舍地对说:“亲爱的主人,你若想让我永远不离你,帮你解除寂寞,就用我的筋骨做一个琴吧。”苏和醒来后,按小白马的话,用腿骨做琴柱、头骨做琴筒、尾毛做弓弦, 在琴柱顶部按小白马的样子雕刻了马头。每当他思念小白马时, 便拉起马头琴。从此,悠扬深沉的琴声传遍了蒙古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蒙古族非常珍爱马头琴。每制成一把新马头琴,都是件非常大的喜事。按照蒙古族的古老习俗,为心爱的马头琴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期盼音乐之神——腾格里天神,将人间最优美的音色赋予新琴。他们把新马头琴摆放在蒙古包中央的桌子上,用圣洁的哈达覆盖上面,由民间诗人(祭司) 揭去哈达,再用黄油涂抹琴身,众人向马头琴鞠躬致敬,高举斟满奶酒的银碗,用右手无名指沾上奶酒后与拇指并拢,向空中弹洒,行洒酒敬神礼,高声朗诵赞美词。仪式后举行新琴试奏音乐会,沉浸在美妙琴声中。从这一古老神话可以看出,马头琴的产生与蒙古人民的古老崇拜和信仰密切相关,他们以草原为家,逐草而牧、傍水而居,马对于牧人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亲密伴侣和生产工具,对周围自然和动物的依赖和尊重,是他们自古相习的古老信仰和习俗。他们也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民族精神发展历程。只不过从自然图腾崇拜到神灵崇拜这一过程中,蒙古民族把自然对象物格化,动物直接具有了神性,他们最惧怕的、最亲近的动物都是最初始的图腾,马图腾也使马具有了神性。马头琴诞生的传说有力地说明了蒙古民族对自然和动物的亲近和崇拜。

　　西方弦乐器大提琴和蒙古民族的马头琴,就是在这样一种既相似、又不同的远古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的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表面上是各自独立而又具体,实际上都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深刻理解东西方这两种弦乐器为什么具有如此多的相似而又不同、并可以互相借鉴之处。

　　(二) 宗教信仰与仪式音乐治疗的比较

　　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太阳之神、医疗之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等,有很大权利,是象征健康、光明和生命的神。阿波罗居住在奥林匹克山,每天黎明都登上太阳金车, 右手握七弦琴,左手托象征太阳的金球,让光明普照大地,把温暖和健康送到人间,是万民景仰的神灵。阿波罗是太阳神,也是医疗之神和音乐之神。据希腊神话记载,阿波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制止瘟疫蔓延;同时,阿波罗将医术传授其子,后来儿子将其发扬光大,在贝加蒙开了所大型医疗中心,帮许多千里而来的患者治好了不治之症,声名远扬,成为传说中的“医神”,阿波罗自然成了“医神”之父,被赋予医疗之神。阿波罗的字源意即“灿烂之神”,乃光明、太阳之神的意思。阿波罗身上体现的希望、理想、健康、快乐、自由等诸多品格都强调了太阳赐给人们的健康、快乐和幸福,阿波罗是个名副其实的“医疗之神”。希腊神话认为:音乐有魔力,能治病,净化肉体和灵魂,能在自然界产生奇迹。《旧约》中也提及音乐的类似魔力:大卫弹琴赶走扫罗身上的恶魔,吹羊角和大声呼喊使耶利哥的城墙塌陷等。当今西方音乐治疗学源于希腊的这种精神,海顿、莫扎特等人的弦乐作品无疑是最常用于治疗的音乐。

　　酷爱音乐的蒙古族人民,把马头琴看作民族的象征,认为它是草原与音乐的完美统一,怀着神圣的崇拜之情,认为它具有“回天之力”,是吉祥和美好的福音,祛除邪恶和灾病的象征。每当牲畜发生瘟疫时,就要举行祭祀和祛除仪式,请马头琴艺人演唱民族英雄的史诗业绩,以求神圣之灵降临,驱逐妖魔,保佑人和牲畜的太平。蒙古族歌舞形式多样,最有名的就是用马头琴伴奏的安代舞,也是祈求平安吉祥、驱逐病魔、禳灾除祸,安乐与祥和重新降临草原的音乐和舞蹈。当骆驼、奶牛产仔季节来临,有些母驼、母牛厌弃幼羔,不让幼羔吃奶,人们会请来马头琴手,在母驼、母牛面前演奏。如泣如诉的琴声往往能使母骆驼和母牛俯首帖耳、静静地哺育自己的幼羔。奶牛有时不下奶,也请马头琴手,悠扬的琴声能让奶牛的下奶量大增。

　　马头琴的音色贴近人声,早期马头琴主要担当史诗说唱的伴奏,一首歌就是一支马头琴曲,尤其同“乌尔图道”(长调) 相结合,更具草原韵味。蒙古民族的音乐文化,同西方音乐文化以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一样,闪烁着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光辉。

　　结语：由于西方和我国蒙古民族远古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与仪式生态、音乐治疗功能的诸多既相似、又不同之处, 奠定了西方和蒙古民族的深层精神文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类似,在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下,大提琴与马头琴、四胡的发明与制作、演奏技术与风格亦有诸多差异和类似。如今,西方大提琴和蒙古民族的马头琴、四胡等弦乐器又有诸多交流与互动, 无论是在乐器制作、发声原理、演奏技术,还是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互相借鉴和融合,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当今西方和东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及其音乐艺术的全方位交流与互动有着密切联系,对这一现象进行力所能及地梳理与总结十分必要,这将对今后的创作、表演和发展、完善提供有益的参照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