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葡萄酿酒公司——张裕，它不仅是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的发端，还是晚清洋务运动排头兵。作为当时实业兴国的典范，三位晚清名臣在其创立之初给予支持，120年过去，两番甲子轮回，促成现代中国葡萄酒产业发端的那些面孔，又依稀回到读者的视野。

　　盛宣怀亲历亲为匡扶张裕

　　张裕的创始人张弼士怀揣创办葡萄酒厂的梦想足有20年。而促成这个梦想实现的关键人物，不能不提盛宣怀。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任东海关道兼登莱青兵备道的盛宣怀邀请“南洋首富”张弼士前来烟台探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但张弼士却看中烟台的风土，想在这里酿造葡萄酒。酿酒也是兴国利民的实业，盛宣怀自然极力支持。

　　虽然一拍即合，但建立葡萄酒酿造厂，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张弼士在《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载道：“盛公谓亦曾试过，并查悉近地所产葡萄甚多，每担百斤，仅售价三元，惜无酿师可靠，不果办。而勋独以酒樽(注：酒瓶)一物为虑。”这段话道出了当时盛宣怀和张弼士各自的顾虑。最终两人达成共识，由张弼士负责聘请技术精湛的酿酒师，盛宣怀帮忙从上海的玻璃厂，调来酒瓶进行灌装。

　　在当时，开办企业要等直隶总督府审核后，再由朝廷转折奏准。盛宣怀支持张弼士建厂后，升官去了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块办公，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后来经过盛宣怀的推荐，张弼士认识了李鸿章，并最终促成了张裕公司的成立。

　　李鸿章亲批准营业准照

　　话说1892年盛宣怀调任天津，引荐“南洋首富”张弼士给李鸿章认识，并细陈其专务实业，引进苗木设备创立葡萄酿酒公司的事迹。李鸿章听闻颇为激赏，为其实业兴国之志所动，一来二去，酿造“洋酒”的张裕公司，成了李鸿章主事的“北洋新政”中一面鲜明旗帜。

　　1895年，李鸿章不仅为张裕公司亲批营业准照，还给予了排他性建厂的待遇。李鸿章在准照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准予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

　　张弼士深受李鸿章的赏识，虽与其在国内大量的投资有直接关系，但李鸿章更为看重的则是张弼士济世经商的才能。张裕建立不久后，首任总经理张成卿(张弼士侄儿)奉张弼士命往天津卫谒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命于花厅传见，张成卿青衣小帽，疾步厅前，晤面中堂时谈吐不卑不亢，举止张弛有度，让在座的二、三品北洋大员为止侧目。强将之下无弱兵，门第尚如此威风，可见当时张弼士之能。

　　张弼士深受李鸿章的喜爱，自然的被推荐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据《张裕公司志》记载，有一年张弼士面见慈禧太后，献上30万两白银“见面礼”，引起了朝野轰动，红极一时，在皇宫里说话办事更加圆通。

　　翁同龢50两的润笔费

　　张裕公司初创，时人对舶来的葡萄酒还了解不多，市场打开不易。谙熟经商之道的张弼士，深知亟需一位朝野上有声名的大官为公司题词以振声势。此人既要有极高的官职，书法上的造诣又要登峰造极，可查遍了朝廷里的王公大臣，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名满天下，人品学问高人一筹，书法又精道，是收藏家们眼热的“大家”。有人提议请翁同龢题写张裕公司的门头，张弼士听了大喜过望，连呼“天合吾意！”但他转念一想，翁同龢因其哥哥翁同书曾被李鸿章上书弹劾而结成了世仇，一时间愁眉不展。张弼士思忖再三还是决定亲自登门。

　　翁同龢虽与李鸿章结成世仇，但为人洞明通达，对张弼士实业兴邦的韬略也颇为欣赏，自然乐得送个人情，一气呵成写下“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大字，只见运笔遒劲，雍容浑穆。平时千金难求的翁氏墨宝，每字只象征性地收了润笔费白银50两。这六个大字现已成为张裕金字招牌，更是张裕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