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伦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黄帝的乐官，古书对他的名字没有一定的写法，有的作“泠伦”(《说苑-修文》)，有的作“冷沦”(《汉书-古今人表》)，有的作“泠纶”(《汉书-律历志》)。《世本-作篇》(雷学淇辑本)说，黄帝“命伶伦造律吕”，又“使伶伦造磬”。《吕氏春秋-古乐篇》除了详细描写伶伦造律吕的过程，还说钟的创铸也有他的一份功绩：伶伦接受了造律吕的任务后，就从大夏之西跑到阮喻山(一作昆仑山)北，在懈溪谷中选择粗细均匀的竹子，截取它两节之间的一段，长三寸九分(一作九寸)，吹出的音高，正好是黄钟调的宫音(相当于今C调的“1”)。他一共制作了十二根管子，在阮喻山下听凤凰鸣叫声音的高低，根据雄的鸣声制成六根律管，根据雌的鸣声制成六根吕管，合起来就是十二律。其他—f“一根管子的长度都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律从黄钟调宫音那一根管子推算出来，所以“黄钟之宫”是律的本。黄帝又命他和荣将两个人铸成叶“二只钟，用来和五音，演奏《咸池》之乐。《说苑-修文》进一步说：伶伦造律吕用的就是“三分损益法”。这样一来，后世就把伶伦推为音乐的始创者之一。传统的说法，还认为古代把伶当作乐官的代称，就是由此而起的。如《辞海》修订本“伶”字条下就说：“伶，古乐官名。相传黄帝时乐官名伶伦，故以为称。”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历史材料，就会对这个说法产生怀疑，并最终发现它是个因果倒置的说法。伶伦作为传说人物出现在古籍中，时期是相对地比较晚的。《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的书，《世本》虽多春秋以前史料和传闻，但后来又陆续有人屏入新的材料，它的最早校定人是刘向。用“三分损益法”定十二律，最早记载的是《吕氏春秋-音律篇》。另一部载有用三分损益法定五音的书是《管子-地员篇》，而《管子》实际上是杂纂战国至汉初儒、道、法、兵、农、阴阳诸家言论而成的书，并非春秋管仲所作。所以伶伦造律吕的传说，当为战国时方才出现的，当时正盛行把什么东西的发明权都归到黄帝名下，以适应大一统的趋势，于是伶伦作为黄帝臣而成为音乐的开创者的传说就应运而生了。实际上，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对音律的分辨还不可能细到把一个音阶分为十二个半音的地步，更不用说发明三分损益法了。

　　关于十二律的起源问题，春秋时周景王(前544一前520在位)的乐官伶州鸠就谈论过了。《国语-周语下》记周景王要铸造谐无射调的钟，向伶州鸠询问音律的知识，伶州鸠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他说十二律是“古之神瞽”根据中和之声，经过量度以后才制成的。伶州鸠是周王室的乐官，如果伶氏家族真有一个远在黄帝时代的老祖宗名叫伶伦的，创制了十二律，他不会不知道，更不会不把这一光荣的家族史宣扬出来。因此这一条史料，足可证明春秋时还不存在伶伦的传说。伶伦这个人，以及他创制律吕的故事，是战国时的人编造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春秋时以伶(或作泠，二字通用)作为乐官或乐人的代称，却已经很普遍了。上引《国语-周语下》周景王问律于伶州鸠，韦昭的注释就说，“伶，司乐官，州鸠，名也。”下文说到周景王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韦昭注又说：“伶人，乐人也。”可见春秋时就已经把乐人或乐官通称为“伶”了。不仅周王室是这样，南方的楚国也是这样。《左传》成公九年，记晋景公(前599一前5日1在位)视察军府，看到锤仪戴着南冠(楚人的冠)被囚禁着，就吩咐给他松绑，问他是什么人，锤仪回答说，“泠人也。”晋景公问他：“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给他琴让他弹，他就弹起南音(楚曲)来。从锤仪的回答中可知楚国的锤氏也是世代司乐官之职的。这一点还可列举两件事作证据：《左传》定公五年记楚昭王任命锤建为乐尹，《吕氏春秋-本味篇》提到锤子期能听出伯牙弹琴“志在太山”、“志在流水”，高诱注说他们都是楚人，《精通篇》也提到锤子期，高诱注直说他是“锺仪之族”。可见楚国的锤氏确是音乐世家。而锤仪回答晋景公自称“泠(伶)人”，正可说明春秋时以“伶人”作为乐官的代称已是南北皆然的了。还可以举一个例，《国语-鲁语下》记鲁国的叔孙穆子出使到晋国，晋悼公请他吃饭，穆叔讲了一番天子飨诸侯用什么乐，诸侯相见用什么乐，国君招待使臣又用什么乐，其中说：“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韦昭注：“伶，伶人，乐官也。”说明东方的鲁国也称乐官为“伶”。

　　这些史实告诉我们，早在伶伦的传说编造出来以前，“伶”已经普遍被用来代称乐宫了。为什么有这个现象?郑玄在《诗-卫风-简兮》序笺中说“伶氏世掌乐官，故世号乐官为伶官”是比较可信的。伶伦的传说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世代为周王室乐官的伶氏，其族氏大约出自西方，因而传说中有大夏、昆仑、阮喻等地名。总之，不是先有了伶伦的传说，才有把乐官称为“伶”的事实，而是相反，先有了把乐官称为“伶”的事实，才出现了伶伦造律吕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