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出现多种体裁形式的民歌。如北京郊区的“插秧歌”、四川邛州的“秧歌”、江南吴地的“山歌”、“棹歌”、湖南、江西的“采茶歌”、西南少数民族的“踏月歌”、“月歌”、“琵琶歌”等。明冯梦龙辑《山歌》、清李调元辑《粤风》都是重要的民歌歌词集。“薅草锣鼓”是山歌的一种，至今仍在各地流传，在湖北、湖南称“薅草锣鼓”，江西称“锄山鼓”、四川、贵州、甘肃称“薅秧歌”、陕西称“锣鼓草”、江苏称“栽秧山歌”或“打鼓唱唱”等。农民在插秧、锄草的田间劳动中击鼓唱歌，已有悠久的历史。《唐诗纪事》：“……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腰鼓以适倦”。明王圻《三才图会》中有“薅鼓图”，是四川地区的“薅秧歌”，画面上数人在田中插秧，田边树叉上系挂扁鼓，一人执槌敲击。此图文字注解：“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击鼓唱歌者起了指挥劳动、鼓舞情绪的作用，所唱可能是粗犷的山歌调。

　　明代的俗曲，种类繁多，流传广泛。明代中叶，颜自德选辑、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选录了当时流行于北京、天津的俗曲唱词。华广生于清嘉庆九年（1804）编纂的《白雪遗音》，选录了遍及南北各地的俗曲和满族子弟演唱的岔曲唱词。明清俗曲曲谱流传较少，目前所知，明徐会瀛辑《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有用工尺谱记写的箫笛谱，由《傍妆台》、《耍孩儿》、《苏州歌》与尾声《清江引》四个曲牌联缀组成，它们原来都是明代的俗曲曲调。清华秋苹编《借云馆曲谱》，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又名《借云馆小唱》，用工尺谱记写了十首俗曲曲谱。谱中所收《三阳开泰》、《五瓣梅》、《马头调》等都是较大型的俗曲，有的是由数支小曲联成的套曲结构，有的用帮腔形式演唱。清代贮香主人辑《小慧集》（有1821年序）收有俗曲《纱窗调》、《绣荷包》、《叹五更》、《杨柳青》、《红绣鞋》、《鲜花调》等曲调。《鲜花调》，又名《茉莉花》，原有十余段唱词，叙述传统剧目《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其第一段的《茉莉花》比喻爱情，借以抒情，流传最广，至今江浙一带和河北地区都有此曲流行，但曲调形态变化较大。《小慧集》所收曲调是目前所知最早谱本。俗曲在各地流传过程中，形成多种变体，演化出数量繁多的新曲调，其思想性、艺术性好的，朴实地反映了人民的情感。清同治、光绪年间杨柳青木版年画《阖家欢乐》，是民间演唱俗曲的画面。

　　清光绪年间杨柳青年画“代唱三国叹十声”，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有关戏曲剧目，画中有《蒋干盗书》、《单骑救主》、《草船借箭》、《连环计》、《讨荆州》、《东吴招亲》、《张松献地图》、《失街亭》、《铁龙山》等十个场面。在每一场面上附刻一段根据故事内容编写的唱词，卖画人用流行的俗曲曲调演唱叫卖。它把俗曲和年画结合在一起，演唱人们熟悉的戏曲人物和情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明人绘《皇都积胜图卷》中的城市说唱表演。图卷后有礼部侍郎翁正春万历十三年（1585）跋。图卷是十六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品。它以明代北京正阳桥至承天门（今天安门）一带为中心，描绘了当时都城的风貌和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此画面为正阳门（今前门）内外的街道。这里是一片闹市，车马行人，熙熙攘攘，百货摊棚，比比皆是。城门楼下两侧各有一人站在长方形矮凳上，持琵琶或拍板演唱，周围有观众。反映了城市民间说唱的演出场面。清人绘《妙峰山进香图》中也有一民间说唱场面。

　　鼓词、弹词、莲花落、什不闲等都是明清以来广泛流行于城镇乡村的曲种。现存明代鼓词作品，有上海嘉定发现的明刻本《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明诸圣邻（署名淡圃主人）撰写的《大唐秦王词话》等。后者系明万历天启间刻本，内容描写唐太宗李世民征伐群雄，统一天下的故事。它有十字句和七字句的唱词和说白，是后世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的早期作品。清代南方鼓词用板鼓、拍板伴奏，后来加用三弦。乾隆五年（1740）金昆、陈枚等绘《庆丰图》中有说唱场面，一人坐长凳上弹三弦，一人表演，周围众人观看。清代画家华岩曾描绘农村的说唱场面，画中大树下搭起凉棚，一人坐于长桌前，一手持板，一手握槌击桌上的小扁鼓，正在演唱。旁边有一人裸露上身，席地而坐，似是主要听者，另有老人和小孩围观。左上方题诗：“早稻登场农事罢，闲听父老说前朝”，画中人物生动传神。清末画家任熊曾为当时著名文学家姚燮画《大梅山馆诗意图册》一百二十幅，其中有《盲歌图》一幅，描绘夏日江南的风俗和景色。画中一群老人和妇孺聚集于豆棚架下，听盲艺人说唱。演唱者端坐，手持鼓签敲击带支架的小扁鼓，另有一人弹三弦伴奏。人物神态逼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