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年后，词作者光未然之子张安东，邀集抗敌演剧三队的后人和一些故友，打算沿当年的创作之路走一遭。原以为，“寻访团”只是一边观光一边考察，像时下的“驴友”一样。临时建立的微信朋友圈，不过三四十人，与抗敌演剧三队差不多。集结到一起才发现，除了这拨人，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纳维塔黄河合唱团，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合唱团，来自多国和国内多地的参演者、相关史料研究者和多家媒体等，竟有二百余人。

　　初春时节，西北地区，早晚温差很大。几乎在艺术氛围里泡了一辈子的张安东，留着锃亮的光头，在人群中很好辨认。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沿途各地的政府、文化促进会、侨联等，也参与进来。美国、英国、法国、南非等多地的华人合唱团，遥相呼应。此外，寻访团的二百余人，与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的二百余人，定于四月十三日前，在延安“胜利会师”，也是盛举之一。

　　第一站演出，在壶口瀑布，岸边早已建起一座固定的戏台。两侧本该写着“出将”、“入相”的“渡古门”，换成百姓人家的窑洞门。中国的观众，对那处景观太熟悉了。报刊、影视、MTV、大型文艺活动的背景等，随处可见。但亲临现场，仍十分震撼。如果不是被腾起的水雾打湿，会觉得那简直就像奔涌的岩浆。

　　第二站演出，在乾坤湾，据说是伏羲演八卦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伏羲村。河道形成七个相连的S形，已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最突出的特征，是一望无际的山峦，并非造山运动的产物，而是平坦的高原，被流水侵蚀和冲刷的结果。故而所有的山峦，几乎一般高。中心区域加外延部分，约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

　　别林斯基说，诗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很有道理。生命的激动，仅靠符号是很难唤起的。歌词中，“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等，显然指的是乾坤湾一带的地貌。而“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则是壶口瀑布气势的写照。

　　黄昏时分，河水柔美地流过峡谷，与壶口那边的景观相映衬，活脱一幅至静至动的阴阳符。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原秘书长金坚范，将自己收藏的光未然先生手书《黄河颂》，捐献给乾坤湾所在的永和县。该县遂将此手迹，镌刻在一块麒麟状的石碑上，置于“高山之巅”。为苍莽的天地，平添一缕人文的香气。

　　一 问世之初

　　《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有很多偶然因素。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由郭沫若领衔的第三厅负责，隶属陈诚和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社团，分别奔走于不同地区。光未然先生率领演剧三队，在山西一带鼓动群众，本无前往延安和创作大型作品的计划。

　　但队伍行进中，他不慎坠马骨折，被中央组织部召去延安治疗。最后七百里地，是队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的。没有麻药，他只能忍着痛。仿佛宿命就是要让他发声，便将国家和民族的痛，转移到他身上，让他痛到骨子里。沿途被战火摧毁的村庄、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以及壮阔的地貌等，都给予他极深的刺激。

　　冼星海先生也是几经辗转才到达延安。光未然先生原想将沿途的感受，写成一首长诗。经众人提议，改为大合唱。以口授方式，五天便赶出歌词。冼先生兴奋地抢过手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光未然先生却记得，那句话是“这是属于我的”。也许是其他场合讲的，但他更认同这一句。

　　那时生活物资紧缺，冼星海先生创作时有吃糖的习惯。友人们便各找门路，“借”来两斤白糖。

　　仅用六天，冼星海先生就谱好《黄河大合唱》。除了天赋和学养，也因战局不等人，三队将在次月重返前线。合唱队缺人，特别是女声部，便从“孩子剧团”找来未变声的大男孩充数。整个延安加起来，也没有几件西洋乐器。于是二胡、三弦，柴油桶、茶缸一齐上，也算是玩后现代的先驱了。

　　二 版本流传

　　《黄河大合唱》在传唱中，形成多种版本。冼星海先生经手的，是“延安版”和“莫斯科版”。延安版是突击出来的，他对音乐部分不是很满意。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他对曲式做了调整，变得更加繁复和精致。无奈赶上德军入侵，没条件排演。他颠沛流离一段，就病逝了。其他人无缘接手，致使那个版本被束之高阁。

　　后来，不同的指挥家，便有不同的版本。最有趣的，是刚粉碎“四人帮”时，李德伦先生指挥的那一版。凌空做一个手势后，合唱团延迟片刻才发出声音。观众对此感到不解，报纸专门做了采访。他的解释是，合唱团对节奏间隔，心里是有数的。他那个手势，只是情绪使然。这倒不难理解，他的风格，就是激情澎湃。

　　目前流传最广的，是“严版”。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一生指挥了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作品经数十年打磨，所有细节都浸透他独家的理解和儒雅酣畅的气息。合唱者和演奏者，也觉得比较协调和适宜。加上他精力充沛，不辞辛苦宣扬讲授，门下弟子不少。便逐渐在这一项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对此，冼星海先生的女儿，稍有异议。从自身的立场，她理所当然恪守先父的原创版本。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与“严版”存在着分歧，但并不干预严先生及其“严版”的演出和传播，只是不参与。实际上，这些分歧，为作品增添不少训诂的色彩和流变的丰富性。没有冲淡和削弱作品，反而是可以增值的。

　　比如，《黄河船夫曲》中，有一处“划呦”的处理。原版是三连音，“严版”却处理为前十六后八。在内容表达上，形成两种效果。三连音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产生的动作分解或“飞矢不动”的间离感；后一种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那种“一过性”的爆发力，保持了激情的连贯性。

　　这一分歧，与体验派和表现派的差异十分相似。严先生虽然指挥过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但大都在国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方式比较东方化。如果仅演奏《黄河船夫曲》，可能采用三连音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整部作品中，这一曲最富有哲学意味，把中华民族奋勇求生、百折不挠的精神，单独提炼了出来。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并不是冼星海先生，而是学数学的邬析零先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起过，《冼星海日记》也有记载。那年邬先生十九岁，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不论学什么专业，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但他学指挥，第一堂课却是冼星海先生教的，也算是冼先生的学生了。

　　作为三队的音乐组长，邬先生随光未然先生一路走过来。曾将自己的见闻，向冼星海先生绘声绘色讲了一夜，特别是船夫号子。拿到乐谱后，一天一曲的紧张排练，也是他操持的，冼先生抽空指导。《黄河大合唱》背景庞大，但写词、作曲和排演，仅大致各用一个星期。犹如短促有力的“三连音”，托起整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