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20世纪的音乐家中，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绝对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有趣，因为他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最为猛烈的时候，同时受到了双方阵营的喜爱——苏联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相信也是这一点，吸引了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于是才有了巴恩斯为这位伟大作曲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时间的噪音》。

　　当然，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能力是广受肯定的，《第七交响曲》是他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1941年9月，纳粹包围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军民开始了长达900天的围困作战，肖斯塔科维奇也作为消防队员坚守一线。1942年，他创作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让世界看到了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顽强斗志。此外他还为不少电影担任配乐工作，音乐风格较为平易。后来反法西斯同盟筹建联合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把老肖为苏联电影创作的主题歌《相逢之歌》重新填词，作为《联合国歌》的曲调使用。

　　不过，正是《第七交响曲》这部大部头的交响乐，既让老肖在西方音乐界大放异彩，也给他带来无数争议。对此，巴恩斯也在《时间的噪音》中反复提及。有人在交响曲中听出了“战斗民族”的豪情，以及那蕴含在浓浓的铜管声部中的战火枪炮声，认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有感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猛烈，创作出的一部带有民族情怀和家国之思的作品。但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这部作品更像一篇“命题作文”，是战争时代的宣传需要，甚至有无法考证的说法认为，交响曲的主题在战前已经写好，只是临时被安上了战争的标题。

　　由此也带出了《时间的噪音》作者最集中讨论的问题：艺术与政治之间到底如何纠缠？对此，巴恩斯有他的看法，老肖肯定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老肖的个人选择，不妨稍后再谈，在此很想先厘清一个问题：即便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但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否可以成为评判这一联系的标准。

　　《时间的噪音》的叙述中似乎隐藏着一种态度，认为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有关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带有“苏联式的乐观”、而非“俄国式的悲伤”的作品，是老肖向当局妥协之后的创作。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这部又名为《列宁格勒交响曲》的作品，这部表现军人战斗的作品，被不止一位评论家当做他有违本心进行创作的例证。

　　可创作战争题材的史诗性大部头作品，就一定不是出于本心的创作，就一定是妥协甚至谄媚当局的结果吗？事实上，古典音乐中表现战争内容的作品本来就有。例如19世纪欧洲民族革命时，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家，以及以此为内容背景的作品绝不在少数。其中有些还漂洋过海流传到中国，譬如至今还有颇高演出频率的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和西贝柳斯的《芬兰颂》，都是强有力的例证。这些民族战争题材作品的存在，在以宫廷音乐为主导的古典音乐时期显然不可想象，正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活动，才为作曲家创作题材的拓展提供了机遇和极大的条件。 由此来看，肖斯塔科维奇不过代表了古典音乐题材拓展的一种可能性。他用管弦乐和钢琴，表达了此前的作曲家未曾站在他所在的立场感受到的感情。就算被认为是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见证》中所记录的内容是真实的——《第七交响曲》的主题是他在战争开始前就已写好的，战时只是配合官方的宣传，为它随意加注“战争”等章节标题——但这也丝毫不能说明艺术已成政治的附属。要知道，可不是任意一部被宣传为“带有反抗精神”“表现人民战争精神”的作品都能成功流传，更何况，这部《列宁格勒交响曲》在英美等国都获得了追捧，初入美国时，甚至引发了不少知名指挥家对它首演权的“哄抢”。

　　接受美学上有一种见解，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比创作者对作品的诠释更具有社会历史学的意义。纵使“肖七”流传时的主题，不太符合创作者在灵光一现时所想表达的原意，但它因此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普遍流行，不恰恰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新题材作品的需要？

　　读这本传记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地方，即巴恩斯的叙事方式。在作者的笔下，肖斯塔科维奇一直以“他”的第三人称身份存在。在传记体的小说中，第三人称的记叙看起来比第一人称的自我表演要节制理性得多，看起来更为客观，但实际上，这种叙事方式也更容易隐藏，或者说渗透作者自身的叙事口吻。在全书后记附的采访中，巴恩斯坦陈，自己在用一本书的篇幅讨论“艺术与强权”之间的关系。在他既定的视角下，如何分辨书中那些鲜有直接引语文字，哪些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意思，哪些更多渗透了作者本人的意愿，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必须承认，巴恩斯用张弛有度的笔调，描摹出了人性真实的软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心中的英雄肖斯塔科维奇，其实是一个懦夫。可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像一个懦夫一样活着，才是生而为人最真实、也是最英勇的选择。以往说起命运的愚弄，人们总是想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命运如暴风雨般的敲门声。可也有研究者考证，贝多芬从未在《第五交响曲》的总谱上写下任何关于“命运”的文字，“命运在敲门”的描述，其实来源于一位曾篡改甚至毁坏贝多芬谈话簿的助理。虽然贝多芬确实有“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表述，但他本人也是在暮年才通过信仰寻得心灵的解药。与贝多芬相似，肖斯塔科维奇虽也有备受缪斯女神青睐的才华，但在压力面前，他的彷徨也与普通人无异，或许这才是让今日读书的我们大为喟叹的事情。

　　《时间的噪音》（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