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有“台湾民谣之父”之称的胡德夫发行的单曲《无涯》在感动了无数听众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对歌曲背后故事的好奇心，许多听众都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传奇歌者的人生。今年，胡德夫以《时光洄游》这本新书为载体，写下了他未曾公开过的故事。

　　作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文化界的亲历者，胡德夫与蒋勋、林怀民、李泰祥、洪小乔、张艾嘉等朋友的故事倾情展现在书中。不仅在文化界，胡德夫在台湾商界也有不少莫逆之交，他与寒舍集团创办人蔡辰洋、企业家严长寿之间的故事也初次被讲述。

　　作家、诗人蒋勋曾说：“胡德夫深沉丰厚的声音，使我想起东部耸峻的高山，使我想起澎湃广阔的海洋。”20世纪70年代，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2005年，55岁的胡德夫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接着就在2006年击败大热门周杰伦，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胡德夫说自己根本没想过要参加金曲奖，本来是给老友当纪念的，就录了歌寄给100多名朋友，结果朋友们都打电话说非出版不可，还有朋友就替他报名参加比赛了，没想到还得奖了。

　　在轻浮的躁动遍地盛放的年代，胡德夫是少数拥有可以令人安静下来的声音的人。关于胡德夫的音乐人生，如今网络上有纷繁的说法，但鲜有人了解他全部的故事。胡德夫在书中写到他与才女胡因梦的故事，胡因梦年轻时常去咖啡厅听胡德夫唱歌，因而与他相识，她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但胡德夫一直把她当成“最要好的哥们儿”看待。书中还写到1989年他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邀请，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国庆庆典，十年后的1999年，胡德夫再次受邀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嘉宾观看阅兵。

　　2017年冬天，胡德夫再次来到北京，在所住的渔阳饭店里的咖啡厅接受了《书乡周刊》记者的专访。胡德夫讲话语速很慢，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带着台湾话特有的气息。因为北方的干冷，他这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有些不适应，嗓子不时觉得干燥难忍，不住喝水润喉。尽管已经多次来北京、也去过大陆的许多城市，但胡德夫还有不少想去的地方，这位青山碧海间长大的孩子，一直想去看看内蒙古的茫茫草原与新疆的戈壁沙漠。

　　名字“半人半神”

　　书乡周刊：听到朋友们都叫你kimbo，这是你的英文名字吗？

　　胡德夫：这是一个“偷来”的名字，我小时候很敬仰我们部落村子里面一个叫kimbu的人，他带着我们小孩子玩，我常常在沙滩上看到他跳高、跳远，觉得他很厉害，晚上带着年轻人跳舞，我心想有一天我要像他这样。读大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英文名字，我问英语老师有没有读音和kimbu相似的名字，我也不敢取完全一样的名字，怕回去见到他会被他发觉，就取了kimbo。后来我的朋友们，家里人们都这么叫我了，他也夸我的名字好听，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这个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笑）。

　　书乡周刊：你的父亲是卑南族人，母亲是排湾族人，你是两个少数民族的后代，所以你出生时候的名字其实不是胡德夫吧，应该是少数民族的名字。

　　胡德夫：当然，我出生时候的名字是Ara，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的传说中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的眼睛不能直视别人，所以他是蒙着眼睛住在山上的，他是半神半人的。

　　书乡周刊：所以你姓“胡”是与我们百家姓里的“胡”不一样的。

　　胡德夫：不太一样。是我们少数民族为了便于管理，把我们迁到山下，进行户口登记的时候给我们的姓，我的叔叔在别的村庄登记的户口，就姓另外的姓，只有我们这一家人姓胡。我的家姓是Makakaruwan，意思是人丁众多。你去到我们部落里讲我们的姓，大家都会知道你是哪家的。台湾有14个少数民族。

　　书乡周刊：你的孩子们也都取了少数民族的名字吗？我知道泰江（胡德夫长子）长大以后想要一个自己民族的名字。

　　胡德夫：对，所以我后来给他取了一个叫Puliaiuyan，这是我外祖父的名字。（可以用长辈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可以的，我们的名字用来用去的，我的第二个孩子叫giliaw，是闪烁的意思，第三个孩子的名字Bikal用的是我祖父的兄弟的名字。

　　书乡周刊：听说你现在又回到小时候的村庄，买了一块地，和亲人们生活在一起了。

　　胡德夫：我现在就住在我们部落边上，靠近一座山，这座山相传是我们部落的圣山，那个地方用阿美族的语言翻译过来是“神仙住的地方”，我太太属狗，她喜欢狗，捡了很多流浪狗，我属虎，我喜欢猫，我也捡了许多猫，现在这片地有猫有狗，旁边有一片美丽的稻穗，好几排香蕉，房子前面有好大一棵玉兰花。我的名字Ara又是半人半神的。我这辈子一直在唱的《美丽岛》里的稻米、香蕉、玉兰花，如今全部排列在我面前，很像是命运给我颁的奖品，说你唱一辈子辛苦了。（大笑）

　　余光中鼓励我们写民歌

　　书乡周刊：最近知名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了，他的诗《乡愁》家喻户晓。余光中曾经评价你说：胡德夫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能令你安静的人。你与余光中先生是怎么相识的？

　　胡德夫：他是我的老师，英文老师。当时我读外文系，修他的课，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其实不只是我，那时候我和李双泽、杨弦我们三个朋友一起，余老师特别鼓励我们几个写歌，尤其是杨弦，他用余老师的《白玉苦瓜》这首诗写了一首歌，那时候我也尝试用诗来写歌，大家管我们三个叫“三君子”，其实我们是三个臭皮匠，都不是音乐专业的。

　　因为余光中老师从美国回来嘛，知道很多美国的民谣，后来他听到我们的歌曲，就跟我们说，这个东西应该叫“new folk”（注：新式民歌）或者叫“创作民谣”。我记得那是1975年，杨弦的新歌发表会上，余老师相当于给我们正式“定调”了。

　　书乡周刊：余光中先生诗歌中的哪些东西最打动你？

　　胡德夫：还是乡愁这个东西，其实我年轻时从台东“北漂”到台北，是远离家乡的，但那个乡愁是小的，余光中老师的乡愁写的是大的乡愁，那种与父母可能永远无法见面的乡愁和家乡的土地被割断。我们部落很多从大陆来的同胞成为我的姐夫、姨夫、姑父，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告诉我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的，稻米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种乡愁。直到余老师的诗出来以后，我在唱《乡愁四韵》的时候才慢慢能够体会那种感情。

　　书乡周刊：你们会用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作为歌词来演唱。

　　胡德夫：是的，我看他的《传说》（注：齐豫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余光中作词，李泰祥作曲）写了黄河、青海……“哭也听见，笑也听见”，那之后我会想说，我要不要也写一写这样的歌曲，于是我就写了《大武山蓝调》、《太平洋的风》，我也写一写我的乡愁。

　　为《朗读者》好好写主题曲

　　书乡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两位对您影响最大的民谣歌手，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鲍勃-迪伦，另一位是相对小众一些的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前一位去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胡德夫：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鲍勃-迪伦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我写歌的时候我会想一首歌里可以写很多东西，他写白海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战争的无奈，他是个预言家，很早就在歌曲里面唱了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两个人对我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书乡周刊：你曾说自己年轻时唱鲍勃-迪伦的歌曲还不能完全明白歌曲的含义，年长之后在唱就有很多感慨了，你有没有也在某些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与鲍勃-迪伦有某些相似，都经历了大起大落？

　　胡德夫：有一点像，我也曾经离开歌坛，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唱歌，经历低谷，很多人觉得可惜，说我是台湾唱民谣最早的人，但后来成了个“逃兵”，也曾经迷失，但我很感谢这段经历，不然现在我也不会找到自己，写出后来《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为什么》这些歌。

　　书乡周刊：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参与录制了许多电视节目，那时电视还是提前录制的形态，你成为电视节目的常客，此后沉寂了许久，在2016年你又上了央视的《朗读者》，在节目中弹钢琴、唱歌，感觉如何？

　　胡德夫：我在录《朗读者》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彩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直接上台坐在钢琴旁，告诉大家我要唱什么。之后我看到观众的反应是那么热烈。我随即想到，台湾李泰祥那个时代是民歌的全盛时代，以诗入歌，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诗人的作品都会谱成歌曲，但现在台湾不再有这样的节目，反而大陆像《朗读者》这样的节目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诗歌里面都带着韵律的，台湾现在反而是不让大家读文言文，这是很不好的。《朗读者》又要开始了，希望我写一首主题曲，我要好好地写一写。

　　书乡周刊：台湾现在的音乐节目涉及到民谣的是什么形式？

　　胡德夫：谈话类专访类的，没有专门讲民谣音乐的节目，大陆现在倒是有一些了。

　　民谣是能安放人心灵的

　　书乡周刊：台湾民谣与民歌的联系非常紧密，有血脉之间的联系，但大陆的民谣不是从民歌的方向发展出来的。

　　胡德夫：如果说民谣是从前一辈的东西流传下来的，那也对。台湾的民谣和民歌没有什么分野了，就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但可能大陆的民谣是都市里面产生的，带着乡愁来的，属于很多“漂”到都市的年轻人。

　　书乡周刊：这几年大陆的民谣非常受年轻人欢迎，也塑造了多位家喻户晓的民谣歌手，他们也都非常年轻。你关注过大陆的民谣歌曲吗？

　　胡德夫：我有听过一些。不管这些歌手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哪里还是故乡呢，如果你在北京住上三五十年，那么北京也变成你的故乡了。所以说民谣这个东西可以把人的内心安放好，民谣一定带着它的精神去思考，而不是把好的旋律唱出来，它是有意义的。

　　书乡周刊：也有很多民谣用方言唱的。

　　胡德夫：对，河南梆子我听过，很有趣，还有“野孩子”把西北的方言掺杂到歌曲里。这样的东西让民谣幅员更广，更强大。我们不只要写那种赏心悦目的歌，更多的是要考虑唱给谁听，其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思考，那唱来又有什么意义呢？直到现在，我写歌的时候都会考虑歌曲的意义，就算我现在写歌少了一点，也会想很多事情，最终还是回到民歌上来，唱歌不仅仅是为了悦耳，也要对别人有益，可惜到了现在，能够赏心悦目，又能洗涤人们心灵的歌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