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正在地下水廊展厅举办一场跨越千年的“音乐会”《唯寄歌舞寓长安——陕西古代乐舞文物特展》，通过周秦汉唐的数百文物展现了古代长安地区歌舞百戏的文明传承。

　　上古钟鸣鼎食的礼乐鼎盛于周朝，西周以来对礼乐的尊崇可由陕西地区出土的古代青铜乐器一窥究竟。韩城梁带村所出土的西周编磬与编钟，正是青铜时代礼乐文化的代表器物。金石乐器在一片铿锵中拉开了上古文明的序幕。这庄重乐舞的开场以青铜文明礼制为先，在历经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蓬勃发展后，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样貌。

　　秦人的礼在始皇帝天下一统的背景下，不仅注重宗“周”，也融入了别具一格的开放与创新。这种复古的尊崇在此次展览中的宝鸡太公庙窖藏出土之秦公钟与秦公镈两件重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乐府是在汉朝才出现的，但临潼秦始皇陵园中出土的错金银乐府钟更新了我们的认识。这件乐府钟，圆润的边沿突破早期生硬的造形，略带恐惧感的夔龙也演变成枚篆之见飞舞婉转的云气，成为“采诗”与“俗乐”进入正统礼乐文化的见证。而来自秦始皇陵的两件栩栩如生的百戏俑，区别于威严的兵马俑，显示着帝王视死如生般对娱乐的不离不弃。

　　陕西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一直以高品质著称。出土自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反映了马文化在唐代的无处不在。得益于与大宛等国的马贸易，出自西域的良种宝马被视作宫廷玩赏的对象。此时的马不仅可用于生产与交通，更被豢养成配合伎乐表演的演员。多元化的马形象中混杂了希腊神话中的天马“肯陶尔”与萨珊王朝形象的星月宝驹。这些马的形象健康而富有动感，如希腊风格般的健壮肌体与波浪顺滑的鬃毛都使它们看上去具有一种音乐般的律动感。

　　与马一同成为西域文化符号的还有骆驼的形象，安排在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对面的就是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此载乐骆驼俑通体雄健轻捷，驼首呈仰天状，背峰上铺三彩棋子方毯，七名乐手围坐其上，中间站立一歌者。仔细分辨，即可辨识出乐手演奏的乐器有琵琶、箜篌、短笛、笙、箫、响板、排箫，人物表情生动，似在和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极具动感。

　　此时向左转身，我们便能目睹一块体量巨大的乐舞壁画。这就是震惊美术史界的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墓主韩休在德宗时位居宰相，其子更是唐代大名鼎鼎的画家韩滉，留有《五牛图》传世，故其墓壁画被认为是唐代高水平画作的代表。此次展览展出的是难得的对舞图。这场乐舞被安排在精致园囿之中，居中一对男女各自立于圈毯之上，犹如脚踏彩莲翩翩起舞，随着乐舞轻巧的鼓点抬起一脚，襦衫轻飘的长袖翻飞摆动，颇为精彩。两侧树下各有乐队，画面左侧的女乐以笙、拍板、筝、箜篌为主，似与跳胡旋舞的女子相合，整个乐部似有轻盈丝竹之感；反观右侧，男形乐手组成的乐队则多排箫、箜篌、琵琶、铙等，似为节奏较强的乐队，其所属的男性舞者虽然微胖，但舞姿更为矫健轻捷。纵观整个展厅，游移在文物间的应当是较为欢快的丝路花雨，可谓动静皆宜。

　　汉代的玉人舞、那只主人生前最爱的彩绘陶羯鼓，还有鎏金的铜蚕……此次展览堪称“小展大家”，徘徊其中自能体会古代音乐变迁之趣味，时空交错间乐音绕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