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到音乐于人类生活，尤其是群体文化生活的功能。他老人家甚至可以凭着一个地方的音乐就能判断当地的民风民情。远在地中海岸边雅典城邦的柏拉图，也极力鼓吹音乐的教化意义，认为音乐不仅有益于人格的培养，更关乎人们的道德和国家的福祉。对此，现代人一直也在理论上老生常谈，不断肯定音乐的教化作用。令人吊诡的是，在实践中人们免不了总是半信半疑，因为移风易俗的事情需要长时间来检验，对于快节奏的现代人，什么事情都讲求立竿见影，但凡是文化价值之类的工程都显得急功近利，常常见到虎头蛇尾或者形式大于内容的案例，不免拧巴。

　　前不久到天津大剧院访问学习，听到总经理钱程发言中有“音乐改变城市性格”的提法，他奔走于世界，将最好的艺术家请到天津，用高雅的舞台艺术为天津文化注入极高的品格和价值，虽然在演讲中他没有详细阐述他的这一主张，但这个命题意味深长。无独有偶，最近参加了首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新闻发布会，音乐总监马友友和指挥家余隆的发言也屡屡提及音乐对城市文化的积极作用。马友友说举办音乐周基于这样的理念：“音乐和其他艺术、人文以及科学一样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我们的生活借以发现真理、创造信任、分享理念的工具。”我想，他们的观点应该不会有人持异议的，虽然咋一听这样的说法也许会觉得很空洞，难得要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剧院经营者、艺术活动家的钱程和作为演奏家的马友友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他们长期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思考的结果。虽然没有机会聆听他们仔细阐述“音乐改变城市性格”的实质内涵，但看得出这是他们站在较高位置对音乐艺术的理解，是对艺术、对城市文化、对年轻人的真挚关怀。

　　音乐何以改变城市性格？决定城市性格的是哪些因素？先看看逻辑上能否找到音乐与城市性格的联系。如果说文化是塑造城市性格的关键，那么文化的创造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生活方式取决于自然生存条件。反过来，文化是在自然和生存条件基础上的精神创造和超越。现代文化的内核价值，无非是使人们更好地生存，最大化地获得生活的自由、尊严、快乐，加之与大自然的和谐等，城市文化必定是体现这些价值的，构成城市文化的诸因素也必定与这些目的相关联，而且关于文化政策设计必然离不开这种理念。一般而言，在农业时代自然条件是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文化产生的基本前提，但是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尤其是在城市文化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为文化的创新、交融、提升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力量，只要坚持音乐对人们的不懈教育，与世界上优秀的音乐文化达成长期有效的交流，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城市文化形式中不断得到确认、巩固。那么，音乐培养了市民的文化品味，音乐影响城市性格就是一种必然了。

　　其实，做这一通推理有点吃力不讨好，只需放眼世界，都是明摆的事情，欧洲的城市文化发展早就给出答案。但凡欧洲比较出名的城市，无不在文化上烙上自己的独特符号和价值体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回到每一个生命个体，人的存在感和生活品格无不跟一个城市的文化素质密切相关，某种崇高、某种感动、某种创意、某种自豪感往往来自某项文化创造，可能是一出戏剧、一部音乐作品、一个音乐节、甚至哪怕是一个温情的故事。目前，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人们削尖脑袋往城里钻，说明人们对城市生活是充满向往和期待的，对城市文化是崇尚的。城市化将人们集中在一起，当然不是在数量、规模上的统计意义，城市的壮大自有其经济上、管理上的规律，也是对人们智慧和能力的考验。然而，更本质的意义，仍然在于对“更好地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在于对城市文化的追求和创造。城市的精神内质是文化，文化的内质是生活美的追求，唯有文化可以塑造人们的内在美。音乐是文化的至高形式，在城市文化中担当关键作用，这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