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在前，想来《摇滚西厢》便是那青春版的《西厢记》。然而，看过才知道，《摇滚西厢》首先是一部有趣的音乐剧，其次才是基于西厢故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摇滚西厢》里，张生仍然才华横溢，他与崔莺莺仍然一见钟情，他们跨越阶级的恋爱仍然被崔老夫人所拒绝，后来张生也仍然得中状元。然而，自从老夫人一句“相府不招白衣郎”，这对有情人长亭一别后，西厢的故事就不那么一样了。米珠薪贵的长安城里，张君瑞的状元是倚靠白居易而来，白居易希望他从此在朝廷上勇于斗争，更希望用他的成功鼓舞天下的寒门士子。张生虽然感激白居易，但他更未忘却美人恩。莺莺却比张生更加了解自己所在的权贵阶级，她和张生的私奔计划失败之后，张生被迫离开长安，莺莺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她假托张生之手写了传奇《会真记》，在长安城里流传，终于得以成功退婚，自己恢复自由之身。

　　这不再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故事，莺莺不再沉默等待，状元及第更不能一举圆满张生的人生。只有张生和莺莺的真诚和理想，陪伴着他们的青春和成长。

　　以摇滚之名唱出的西厢故事里，青春正代表着全部的魅惑，魅惑——这也正是西厢故事最核心的表达。青春之后，理想、爱情、自由、困境、命运、奇迹，纷至沓来。最丰富的是青春，最苍白的也是青春。最动人的青春，总是与最痛苦的困境绑在一起。看起来理想与自由总需要不断的反抗，但是常常在反抗的过程中，与理想和自由越走越远。状元张生总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白居易，他只是热爱反抗。恋爱中的崔莺莺渴望着疯狂的爱情，无比真诚地飞蛾扑火。无论他们能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也不是西厢的重点，他们青春的激情已足够令人感动。

　　西厢故事里原有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我们看莺莺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看张生草桥一梦；看红娘智勇双全，成人之美……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称：“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只能算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这段话十分透彻地说明了他对戏曲《西厢记》人物的结构性把握。如果说戏曲《西厢记》里的人物形象体系这样严密有序，那么《摇滚西厢》里则更侧重地体现出这个现代故事的复调性和对话性。

　　比如说，一曲“丈母娘不是妈”，唱出了老夫人为何成为“没收爱情的警察”。被金圣叹比作语气助词的老夫人，也有自己的心声表达：“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生都把儿女怕！”又比如说，一曲“没有红娘，何来西厢”，面对“青春花园里高高的墙”，直心热肠的红娘又是着急，又是气恼，更多的还是温暖的情谊。爱情、门第、青春、功名、房价、理想，在众多的声音中交锋、对话，这些声音并没有一个至高的意识来统一，但是他们的内涵却因此更多更丰富动人。普救寺和朱雀门口的两对石狮子，以及花园院墙这三对拟人化角色，除了勾连出被隐去的故事之外，还承担着表达创作者态度的功能。但即便如此，剧中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命运并不为他们所预知。正如“长安，长安”所唱，长安是快乐者的长安、成功者的长安，也是异乡人的长安、机会者的长安。长安的味道究竟如何？张君瑞、郑恒、白居易的感受一定各不一样。复调性和对话性也正生于此。爱情纵然是短暂的，门第也不是永恒的；青春虽然珍贵，功名却总是难得的；房价之高令人发指，理想之光却更加值得珍视。没收爱情的人，不一定只是因为门第；追求功名的人，不一定就要埋葬青春；抬高房价的人，更不一定就没有理想。

　　正如巴赫金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相互对话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所谓多声部，不是说有各种人物的对话声音，不是“同音齐唱”，而是具有独立性的自我意识；所谓对话，不是各种人物的热闹对话，而自有其特殊含义。也就是说，多线索、多结构未必构成“复调”；而许多人同时对话，也未必与“复调”相关。

　　音乐剧有舞台表演这一先天条件，剧作家笔下的各种主人公在舞台上自然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和复调小说理论中的对话性有着天生的亲缘关系。西厢本是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从《西厢记诸宫调》到传奇小说《莺莺传》再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这个故事在不同的文学形式中一次次复活、再生。也因为此，西厢又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在西厢里找得到我们的整个文学传统、戏剧传统乃至美学传统的印证与回响。就像任何经典故事一样，它代表着中国人的欣赏趣味，重讲这个故事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可以说，复调性和对话性就是西厢的魅力在音乐剧中再生的秘密。

　　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摇滚西厢》的舞台上共读西厢，它敏锐地观照着当下的现实世界，西厢故事也在《摇滚西厢》里变得更加厚重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