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曲家郭文景谈创作

　　“国内的作曲家和国外的同行似乎对什么是中国音乐都有一个共识，这让我很震惊。对于西方的音乐，没有人会给法国音乐或者美国音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而对于中国音乐的所谓共识，就是一种共谋。这对于作曲家来说完全是一种压迫。于是在音乐选题以及音乐语言的呈现上出现一种概念化、雷同化的现象。这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每个作曲家个性的展示都是很大的束缚。 ”

　　“有具体样式指向的民族化提法，对作曲家会造成束缚，不利于中国音乐健康发展！对于中国音乐的今天或者明天，我们不应该预设样板，它应该是未知的、开放的！”3月20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当代中国音乐创作高层论坛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的一席话，吸引了与会所有人的注意力。国内的音乐创作环境中有一种民族化的提法，并视为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在这一点上，郭文景感觉，“我们在中国音乐创作中的有很多惯性思维是有问题的，而且原来体现出比较积极态势的中国音乐民族化逐渐发展成一种样板式的民族化，甚至还达成了普遍的共识，这很可怕。这对中国作曲家、中国音乐创作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并导致了在创作上的选题单一。”

　　“国内的作曲家和国外的同行似乎对什么是中国音乐都有一个共识，这让我很震惊。”郭文景说。对于西方的音乐，没有人会给法国音乐或者美国音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而对于中国音乐的所谓共识，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共谋。这对于作曲家来说完全是一种压迫。这个压迫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外的创作舆论，一是自己。于是在音乐选题以及音乐语言的呈现上出现一种概念化、雷同化的现象。大家都使用几乎相同的中国符号，这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每个作曲家个性的展示都是很大的束缚。中国符号的运用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郭文景提到，目前很多机构在搞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各式各样的展览，他们用了很多中国元素，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民间特有的那些文化符号，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早就已经不新鲜了，他们希望见到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郭文景以音乐创作为例，他说，比方我们在一些抒情曲里面听到了五声性的东西，很习惯地把它和中国风格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中国音乐，甚至简单地把中国音乐与五声性划等号。其实这是不对的，一些作者，毫不考虑他使用的是什么技法或者创作手法，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就千方百计地把五声性用进去，认为这就是中国音乐，实则支离破碎，很可悲。

　　“相比发达国家，我们在国际上还不够强势，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候创作出的作品需要国际承认。于是无意识地让别人坐在了裁判席上。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一些评论，评论家点评中国的音乐作品，说这点是模仿，那点是和谁相近，等等。这对中国作曲家的打击特别大，甚至中国作曲家自己也有这样的认为，说是原罪。而且对这样的言论基本上毫无招架之力，马上举手投降。”目前郭文景只看见一次，有人对此作出反驳。曾经有一位美国某大学校长来中国考察，郭文景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徐振民先生放其作品《枫桥夜泊》给他听。对方很不礼貌地说这像德彪西，徐先生当即说：“不是，是德彪西像我。”对方马上哑口无言。相反的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梅西安则在大肆宣讲他在创作中是如何从印度文化中获得了珍贵的创作灵感、音乐元素等等。郭文景说：“任何一个西方的大腕在创作上用了中国的东西或者非洲的东西，当地都感到荣幸。大家也从不会说他们抄袭或者模仿。于是对照我们自己，这就是一种文化不平等的压迫，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摆脱它。所以我希望国内的作曲家在创作上不要将东西方对立起来，而且还要把以往为大家所共识的音乐符号拿掉，这样才能给自己在创作上寻求更大的自由和空间。我们能说莫扎特的音乐有德国风格吗？其实它有更多的意大利风貌在里面，巴赫的音乐也并无德国民间元素。这就是作者的风格，莫扎特之所以是莫扎特，是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创造性。所以中国风格应该是开放的。这样后辈作曲学生能得到解放，我们自己也能得到解放。”

　　其实关于音乐创作的中国标签，中国社会也未见得认同。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牡丹亭》是郭文景担任音乐写作。“我最初的构思完全是中国式的古典风格的内容，但是后来感觉它跟芭蕾舞这种舞蹈艺术的质感非常不相容，而且在情绪表达上的浓烈度也达不到我所希望的那样。所以最后选择了以《牧神午后》作为主题，我之所以选《牧神午后》，是因为《牧神午后》与《牡丹亭》很相似。”郭文景说，“《牧神午后》是根据马拉美的一首诗写的，这首诗与《牡丹亭》的意境特别像，《牡丹亭》的意境是杜丽娘在后花园做的一个梦。这就与牧神睡着之后，梦见自己与一群仙女一番云雨如出一辙。我之所以会这样写，一方面原因是他们的相似性，另一个就是想试一下中国音乐民族化这个概念在人民群众中到底有多大接受度。”实验结果是《牡丹亭》票房高，演出场次很多，非常有观众缘，只有郭文景的同行对此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反对之声，而且绝大多数观众也没有感到《牧神午后》与《牡丹亭》有什么冲突或者格格不入。其实， 《牡丹亭》的创作启发来源于郭文景早年为姜文导演拍摄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创作音乐的经历，据郭文景说，刚开始他也按传统想法去写的，可是结果根本不好，后来姜文建议用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郭文景发现，“那个意大利的古典曲风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北京少年内心的生活情感丝丝入扣，这个对我的触动很大，也很受启发。”所以他认为，长久以来是中国作曲家自己把自己的风格缩小到了非常可怜的地步，音乐圈以外的人士都要比他们开放。《牡丹亭》的例子也说明，生活在中国现代的观众，在所谓中国风格的定义上，胸怀却要宽广得多。“我们的听众在对曲风的包容上比作曲家大得多。于是，我们要扪心自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创作的作品怎么能满足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民？自己都如此狭隘！”郭文景激动地说，“相对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