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由舒强导演又组织排了一次《白毛女》，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指导。而由郭兰英演唱的一曲《北风吹》，不仅为整部歌剧奠定了一个好的开头，更因为其借鉴民族音乐的创作手法，而为中国民族歌剧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白毛女》是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一种变理论为实践、并在音乐领域所体现出来的成果，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的《白毛仙姑》民间故事集体创作完成。

　　《白毛女》的剧本故事，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出了旧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尖锐矛盾。而“白毛女”这种可塑性极强典型的形象，则更将这种矛盾特殊化、鲜明化，从而在当时鲁艺院长周扬对创作组的指导下，确立了“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样的深刻主题。

　　《白毛女》是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诞生的我国第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1945年一经首演，就立即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观众，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

　　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独白、朗诵和舞蹈场面等组成，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悲剧，经过中世纪的宗教剧、田园剧，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剧，以及十五世纪的幕间剧等形式的发展，最终在十六世纪末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确立了近现代歌剧的结构形式。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音乐工作者借鉴西洋歌剧开始了中国歌剧的探索之路。而1945年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问世，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并开创了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白毛女》的音乐由当时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瞿维、向隅和李焕之集体创作。不过，在创作这部民族歌剧前，这五位年轻的作曲家，对于歌剧这种形式却并不熟悉，仓促上阵的结果，自然只能是写出一大堆模仿的作品，效果可想而知。此时，鲁艺戏剧系的主任张庚，则让五位年轻人放下一味套用西洋歌剧形式的包袱，再度明确了《白毛女》是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创作宗旨。也正是在形式和内容关系方面的点拨，创作组的成员张鲁，最终在贺敬之提示下，以河北民歌《小白菜》作基调，仅仅用了三分钟，就创作完成了后来被广为传唱的《北风吹》。

　　《北风吹》节奏轻柔，舒展，曲调亲切动人，塑造了喜儿活泼、纯朴、天真无邪地向往幸福的形象，也表达了她盼望爹爹归来的急切心情。而群众耳熟能详之民歌旋律的运用，也使得这个形象更质朴更亲切。

　　《白毛女》成功的事实也证明，在艺术的世界里，任何想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结构形式下，仅仅只是通过修修补补的方式，就能将这种形式带入一个新高度的想法，都是不足取的。而一个艺术家想要有所创新，最应该做的就是在创作前能够突破形式的束缚，并以自己最擅长的艺术元素，来发挥出其中最大的潜力。而张庚在《白毛女》一剧中的作用也说明，一个好的文艺组织者，是可以用理论来引导实践的方向的，这也算是旁观者清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实际上，虽然现代的歌剧，通常意义上都是指近现代的西洋歌剧，但从歌剧的定义上来讲，中国古代的传统戏曲如越剧、京剧等，也都是标准的戏剧形式。而《白毛女》虽然名 为民族歌剧，但实际上除了在结构形式上，有所借鉴西方歌剧之外，无论是郭兰英的民族唱腔，还是剧本所呈现的内容，绝对都是中国传统式的。

　　因此，民族歌剧《白毛女》的成功，不仅仅只是歌剧在中国的成功，更多的还是将中国民间戏曲，以西方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成功。这也是剧目获得成功的群众基础，而任何标新立异的艺术形式，如果脱离群众，那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为群众问题”的一种表现。

　　而《白毛女》之所以一定要用歌剧的形式来表现，这其实也可以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 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席曾着重论述了文艺作品“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内容。而《白毛女》的民族化背景，就可以看成是普及的一种表现，它的歌剧形式，则又是提高的一种具体实施。而在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上，融入近现代国际主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要将中国人民从旧社会带入新社会，与世界共进步同发展，并逐步进入现代化的一种反应在文艺作品上的信号。

　　也正是有了《白毛女》为民族歌剧确立了形式基础，也使得中国民族歌剧，很快随着《小二黑结婚》、《江姐》和《原野》等新剧目的推出，而迅速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不过，由于后来的作品无论在民族元素的运用，还是表演形式，以及主题内容的刻画上，都没有突破《白毛女》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让中国民族歌剧无法有更一步的艺术提升，这不得不说是《白毛女》本身的高起点，留给后人的一丝“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