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7日，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前，乐团不仅竖起了写有“拒绝‘小动作’，让我们安静聆听”的巨大倡议海报征求听众签名，并定制1500个手机袋鼓励但不强制听众寄存手机。音乐会后的媒体报道表明，过半听众选择寄存手机，钢琴家本人在知情后对此举表示赞赏。

　　这一看似赚足传媒和大众眼球之举博得了音乐会主体和客体的双方赞同，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但细想之下，存在几个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一活动并无新意。早在2006年，当小提琴家穆特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因为有人拍照而暂停演奏的音乐会后，巡演的下一站北京世纪剧院便大张旗鼓地竖起签名板，推出签名倡议活动，并鼓励听众在音乐会间不要拍照。在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后，过安检寄存相机成了常态。各个正规音乐厅和剧院都有衣帽间服务，寄存的服务费在中国也包含在票价中（欧美演出场所的衣帽间往往会征收寄存服务费）。因此，寄存的行为和签名的倡议，均有先例可寻。

　　第二，手机袋的后续使用途径，无论是在乐团官方声明，还是媒体引用中均无特别说明。以之前媒体爆出的1.7亿元的年度预算来说，区区1000多个手机袋的费用不值一提，但这些寄存袋在这次寄存活动后的去向以及它们的耐用程度都无从知晓。被媒体拿来做文章的“演出合同强调‘不希望擅自摄影录音录像’”条款，亦属于演出合同中的例行文本，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演出合同中。这些都让人不得不产生寄存手机行为更多是一次性消费性质的“噱头”，是主办方利用传媒的信任和天真所做的追求政绩式的片面推广，且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寄存手机和签名倡议所展露出的道德制高点的制造，乃至于形成了对“民意”的滥用和对“倡议”的廉价包装。钢琴家本人并未提出要求听众寄存手机，寄存手机乃音乐会主办方的举措，钢琴家只是在知情后表示赞赏。而齐默尔曼在国外的音乐会，从未有过音乐厅鼓励听众寄存手机之说。此次寄存手机之举无疑是对中国听众素质和观赏礼仪缺乏信心，于其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加以疏导，不如以“寄存手机”的方式减少维护音乐会现场秩序方面的责任，对听众施以非强制性的“围堵”，并将这一做法浑然不觉地推给听众。正如古人所言，“大禹治水，疏而不堵，百川归海奇功乃成”，音乐会礼仪培养靠的是言传身教而不是围追堵截。寄存手机的方式治表难治里，养成的即使是听音乐会不带手机的习惯，也全然不是“在音乐会间不拍照”的礼仪。人们即使不在音乐会间拍照，也是因为“没有作案工具”，而不是“心有余悸”。

　　签名倡议的举措，则是“滥用”民意的例子。这一倡议并无实质性和具体内容，更多是一种口号式的营销。签名所提倡的也是出现在音乐会票面背后和音乐会前进场须知的内容。这一签名倡议的模糊概念，内容重复，而且是对民意的廉价征集，也是变相要求听众对人之常情作出不必要的站队和表态。有了此举，以后各主办方大可在现场发起各类涉及基本公民行为准则的倡议签名，比如“请不要随地吐痰”或者“请勿随地大小便”，随后以此说事，声称过半听众赞同倡议。在我看来，这些倡议都无关痛痒，获取的民意少有意义，倒不如发起“抵制黄牛”的倡议，更为有用和实际。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位崇尚自由和叛逆的音乐家的音乐会上，而且齐默尔曼本人也以“音乐会上的小动作”著称。比如2009年4月26日在美国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前，齐默尔曼对着听众发表声明，痛斥了一顿美国的政治大棒后表示自己从此将不在美国演出。两厢对比，或许可引发主办方一定程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