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君子固穷”、“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古话，历代文人也多给人以清高、耻于谈钱论利的印象。在文化产业大潮汹涌的今天，言利虽不再受非议，但一些文艺创作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一味追求经济价值，唯市场马首是瞻，心甘情愿地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在市场的导向和压力下，一些文艺作品开始流于庸俗、媚俗、低俗，一些文艺家的创作也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在近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了“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可谓直指当今文艺创作的时弊，对所有文艺工作者都是一记警钟，值得时时反省。

　　面对市场，文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候，资本就会运用它的影响力来驾驭文艺，但是，这种驾驭会让文艺失去它的独立性，给文艺创作带来伤害。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廖奔认为，要清楚认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从创作上来讲，古今中外文艺都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种精神创造，但其本身又有相当的市场价值——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作品，为百姓服务，百姓又通过购买服务，实现文艺的市场价值。从文艺的对象来说，文艺对社会、对民众有引导功能，这个功能是金钱买不来的。我们希望文艺能够引导市场，因为文艺本来就是引导民众、引导审美、引导精神、引导情操、引导心灵的飞翔，文艺应该走在市场的前面，如果成为市场的奴隶、市场的工具，成为用以赚钱的手段，那文艺就飞不起来了，也就不能称之为文艺了。有责任的文艺家应该把为人类奉献精神作品放在首位，要警惕文艺被市场左右。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看来，文化产品兼具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属性，作为物质产品就要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律，不可能完全不与市场发生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忘记作为文化产品应该承担的责任，即对人的精神、文化起积极的正能量的作用。在出版工作中，对于那些要走向大众读者的出版物，不可避免的要符合市场和读者的需求，只是在这同时，我们要做到避免低俗，并杜绝那些把人引向堕落的作品出版。曹元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是要求创作者和生产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这对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工作应该首先为艺术、为文学本身负责任。

　　面对创作，文艺要有独立的精神追求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的创作，不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而是完全着眼于市场，什么猎奇、什么能大卖、什么能收获感观刺激就去追求什么。尤其在影视创作领域，哪类题材票房高或收视率高，一些创作者就跟风炮制，匆匆忙忙地推出粗制滥造的作品，虽然市场是有了，但却充满了铜臭味，且这类作品多数是昙花一现、毫无生命力。编剧王丽萍对此深有感受，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是对创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王丽萍说：“创作者起码要做到两点：一是带着寂寞走进生活，这个寂寞包含着你要沉下心来去学习、读书，还要去深入生活；二是坚持原创，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从《媳妇的美好时代》到《双城生活》再到《我家的春秋冬夏》，王丽萍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深深的现实烙印，每一个故事都有对生活的思考。尤其在创作《我家的春秋冬夏》时，因为是表现当下老人生活现状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市场不一定好卖。但她认为，有感而发的创作是属于作者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是别人学不来的，创作时不要去想它好不好卖，要把心思放在作品上，去研究、去学习，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度。

　　编剧王兴东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艺术工作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上的枷锁。文艺不做市场的奴隶，也不要做官场的奴才，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也不要沾染曲意阿谀气，当某些领导用百姓的钱试图拍摄为自己树政绩的文艺节目，我们要敢于拒绝。以人民为中心去创作，就是不要“套上钱的手铐和权的脚镣”，更不要走低俗媚俗卖弄噱头的套路。王兴东说，艺术要奉献给人们真善美，给人思想的启迪、情感的陶冶。不讲爱国主义，不赞美英雄，只追求娱乐的民族是不堪一击的民族。一定要坚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精神，剧作家要做人民美好灵魂的发现者和表现者，做传播中国精神的展现者。“岳母只给岳飞一人刺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王兴东表示，在资本逻辑无孔不入的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追求，这样他得到的收获也将是持久的、精神的。

　　廖奔认为，跟着市场走、随波逐流的创作者，最终其作品也会被市场所湮没。但是，那些经典作品，那些能够有久远存在价值的、对民众产生心理影响的作品，一定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真正的文艺家进行创作是出于一种精神的追求，目的是为人类奉献优秀的精神作品。

　　面对现实，文艺还需更多的支持

　　“只要能上座，不管对与错；一听能赚钱，两眼瞪溜圆；追求上座率，排斥主旋律。”王兴东用几句顺口溜很形象地道出了当前电影市场的问题。票房成为衡量作品的惟一标准，城市影院大部分变成以赚钱为主的柜台，不再是弘扬正气、寓教于乐、洗礼人心的教堂。主旋律电影缺少发行放映的主流渠道，传播核心价值观的影片缺乏宣传的核心力度，真正反映民意的电影缺少组织民众观看的院线。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们想坚守却没有渠道、没有平台、没有影响，自然无人重视。

　　乐评人金兆钧也认为，虽说现在有不少社会资金投入到了文化中来，看似很热闹，但其实对文艺创作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这些社会资本只是借文化的名义赚钱。比如像现在很火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它就有个潜规则，不让选手唱新歌，因为怕观众不熟悉而换台，这些节目看重的只是收视率。要想创作者不被套上“金钱的手铐脚镣”，国家应该在鼓励创作上有更健全的机制、法制建设。此外，制度建设和执法建设也要并驾齐驱。比如音乐界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至今仍没有好转，就是没有具体操作的执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