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夏阳长长的履历表中，有两个头衔最引人关注：小提琴家、中央民族乐团原团长。很多人会好奇，一位学西洋乐器出身的音乐家，会用怎样的方式管理一个民乐团？带着同样的疑问，笔者敲开了顾夏阳办公室的门，从他干脆利落、掷地有声的言谈中，答案渐渐浮出了水面。

　　“布局很重要”

    “不说别人，连我自己当初都觉得奇怪，领导为什么会安排我到中央民族乐团来当团长。不过后来，我庆幸自己学习过西洋乐，对我管好民乐团非常有帮助！”面对曾经的质疑，顾夏阳坦然地说。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创作的《天鹅》和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天鹅》一同“起舞”，家喻户晓的京胡独奏《夜深沉》和经典小提琴独奏《流浪者之歌》融合成一部作品，会是怎样的效果？这是顾夏阳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期间，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一次专场演出的曲目编排。有人好奇，有人质疑，与顾夏阳担任团长最初的反应如出一辙。当时这台名为《别样的月光》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让人们再次有机会“检验”这位学西洋乐的团长带给乐团的新气象。

　　西方交响乐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和谐性产生的无穷张力，在学习和演奏小提琴几十年的顾夏阳脑子中深深扎根，“我在接手乐团后马上要求做到‘一个目标，三个改变’，”快人快语的顾夏阳立马一一给笔者点出：一个目标——打造一个和谐的乐团声音。三个改变——要求所有团员在三个月内全部用五线谱演奏，改变过去民族乐器用简谱、低音贝司用五线谱的混乱局面，统一演奏语言；减少单个民族乐器的个性，改成“组”的个性，比如取消地域特色明显的高胡，将单个乐器的个性融合到声部中去；进行大量本土作品创作和编曲。顾夏阳斩钉截铁地说：“民族乐器都是个性很强的乐器，这决定民乐团不可能像管弦乐团一样复杂，越复杂越难听。而借鉴管弦乐团的和谐性是必须的，这就要削减一些个性，才可以有和谐之音。”如何化繁为简，如何管理乐团，在顾夏阳看来，与演奏有着一个相同的规律：做好布局。他自信地说：“小提琴演奏需要左右手的协同，处理乐句需要动脑子有情感；管理乐团、管理企业一样，都要动脑子打好一个框架，重在布局！”

　　顾夏阳还有着各种工作头衔：乐队首席、文化部艺术局音乐舞蹈处处长、中央乐团副团长，旅行社经理等等。“我们这代人都是听从组织安排，不过每种工作都是一种体验，”顾夏阳谈起过往种种，始终忘不了的还是在中央乐团和旅行社的工作经历。为了当时中央乐团的改革，他绞尽脑汁思前想后，春节都顾不上回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真正参与到最终的改革让他十分遗憾，“中央乐团当年的改革是我心头最放不下的事情，乐团改名后，我难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至今说起来，他的声音里依然有一份不易察觉的伤感。而说到旅行社，他眼中马上恢复自信的光芒，“当时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文化部下属的一个旅行社，是企业，不过是个马上要倒闭的企业，我听着‘企业’两个字没太反应，一听‘马上要倒闭了’，顿时来了精神。我就喜欢挑战，一个快倒闭的企业，如果我能把它救活，多有成就感！”那段日子让顾夏阳体会到的不仅是挑战，更多是人生起落的感慨。之前在乐团演出或文化部出差，所到之处都有人热情相迎，而在旅行社，不仅欠着外债，只能窝在剧场后台一个简陋地方办公，艰难的时候中午还只能吃“二米饭”。现在也许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二米饭’是什么了，当时那一口口的滋味，让他至今也忘不了。“二米饭”带来的百味杂陈让他不甘于困境的束缚，凭借着灵活的头脑和对音乐的熟悉，他大胆把旅游与音乐联合在一起，承办了第四届国际合唱节，不仅救活旅行社，还清外债之余还取得了不少盈利。他感慨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很多朋友拉了我一把，人呐，到哪里都不能没有朋友啊。你对别人真诚以待，一定会收获别人对你的好！”

　　丰富的阅历为他积累了各种工作经验，而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全局观”。谈起这个，他十分严肃，“一个人无论大事小事，能够纵观全局，做好规划，就乱不了。”

　　停不了的演奏，断不了的音乐

    出身音乐世家的顾夏阳在作曲家父亲影响下，7岁开始师从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赵子华学习小提琴。第一次学琴，父亲陪着他去，之后就要求他独立去上课。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他瘦小的身子费劲地提着琴盒，孤零零坐公共汽车到老师家上课。“小时候和所有学琴的孩子一样，不爱练琴，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顾夏阳说起学琴的往事，仍记得父亲的严厉。“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我偷懒没练琴，他晚上回来之后气得把已经睡着的我拽起来练琴，不练好不准睡觉。”考上上海音乐附中之后，学校每周五的表演音乐会让顾夏阳耳目一新，舞台表演的感觉让他从被动练琴，慢慢喜欢上小提琴。

　　1962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到上海音乐附中招生。参军！这个当时所有男孩子心头的梦想让还不具备报考资格的顾夏阳心中为之一动，正好处于叛逆期的他十分想逃离父母的严格管束，军装与可以去北京的诱惑顿时变得更加巨大。尽管学校与父母双重反对，他还是坚持报考军艺，来到了北京。说来也怪，在家被父亲逼着练琴，到了北京，反倒自己给自己练琴提要求。“那时我每天一口气练5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还自己花钱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学习作曲。从小我有个习惯，不懂的事情，怎么也要弄个明白。”而学习作曲的基础，让顾夏阳日后在编曲方面有自己独到见解，在中央民族乐团期间，在促成许多西洋作品改编为民族乐器演奏上做了许多成功的尝试。

　　“文革”时期，顾夏阳分到了成都军区文工团，不演出时，当一名普通炮兵，拿起小提琴，就是一名演奏员。“在空旷的野外，给几万名战士和老百姓演奏的经历，是我之后在各个高级剧场中演奏，再也没有找回过的一种感觉。”这个时期的他，“兜兜转转”是最好的形容词。后来，他脱下军装抛下音乐回到上海客车制造厂当一名工人。闲暇时期在上海交响乐团参与《智取威虎山》演奏的机会，让当时空政歌剧团（现空政文工团）的领导对他十分赏识，劝说他重新拿起小提琴。思前想后，想起成都军区里那几把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是自己离开后最念念不忘的东西，他明白自己与小提琴，与音乐分不开的情缘。军装脱下又重新穿起，小提琴放下又拿起，他选择重新回到北京，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管弦乐队的首席。如今，顾夏阳办公室里还放着小提琴，兴致来的时候都会拉一曲儿。

    “文人武玩”

　　顾夏阳身上有着音乐家的优雅深沉，也有着管理者的思维缜密、娓娓道来，更多是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他说话不愿意啰嗦，所以最不喜欢开会说废话，每次都尽量开短会。这种性格甚至延续到了生活中，女儿在他的影响下，也养成了说一不二的爽朗个性。谈到电视里、社会上的“伪娘”现象，顾夏阳直呼“看不惯”，相关节目能不看就不看，相关音乐能不听则不听，在他看来，身为男子汉就必须有阳刚之气，不仅是做人，就连演奏与创作作品，他也觉得强弱对比明显、张弛有度才是一种真正的美。

　　顾夏阳风趣地说,学音乐与工作的关系让自己成为一个“文人”，而他主张“文人武玩，武人文玩”，相互补充不足。所谓“武玩”，就是培养一些活力十足、运动型的爱好。生性好动的他，除了练琴之外总是“坐不住”，和年轻人一样喜欢新鲜、刺激的活动。早在1986年，他就“玩”起了新潮的摩托车，甚至比当时很多年轻人还要前卫“拉风”，之后又对动感十足的吉普车十分感兴趣，每次都是刺激新鲜的事物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如今，年岁渐长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举哑铃、练俯卧撑的锻炼习惯。采访期间，只见他熟练地操作着电脑，打字速度甚至比年轻人还快。看到笔者惊讶的表情，他认真地说：“脑子越练越活，肌肉越练越强。我不能服老啊！” （陈茴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