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至30日,持续20余天,16台歌剧演出在福州参演首届中国歌剧节。“我们有一个共识,即在当今世界,歌剧体现了一个国家在舞台艺术、表演艺术上真正的实力,是艺术皇冠上的宝石。”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陶诚认为。可以说,这也部分解释了文化部举办本届中国歌剧节的原因。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人们的记忆不时走神,不断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歌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忍不住去比较,却使本届中国歌剧节站在了一个起点的尴尬上。不是现在的歌剧作品不多,而是人们的困惑太多。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诞生了《原野》《太阳雪》等佳作,甚至近几年的创作与演出状态,更被喻为“井喷”,各地纷纷推出或正在推出自己的原创歌剧。但是,观众少、精品少、传唱的旋律少,依然是当前中国歌剧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现在歌剧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歌剧工作者和歌剧院团本身,好的作品和剧目不够,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够;二是我们的宣传、普及不到位。”歌剧理论家刘诗嵘说。

　　对歌剧这样融合了音乐、戏剧、舞蹈等众多艺术门类,堪称综合性最强的高雅艺术来说,创作难可以理解,甚至普及难也可以理解。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剧俨然已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面广,演出场次多,而且作品深入人心。“北风那个吹”,“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经典的旋律一直传唱。除了《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江姐》等,还介绍了外国歌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歌剧却创造了奇迹。

　　刘诗嵘认为,这跟特定年代里歌剧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跟群众养成的歌剧欣赏习惯有关,而这恰恰是当前歌剧的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文化生活多元化了,这是好事,但是,写一部歌剧、演出一部歌剧,要费很大的劲。有的短视之见,就只搞那些轻松流行的,以致流行歌曲铺天盖地。这样一来,要费更大的力气、需要更多经济支撑的歌剧,渐渐地演得就少了。演得越少,观众就越不熟悉,越不熟悉,就越没兴趣。”

　　“歌剧受众有一个不断普及的过程,需要在以后工作中加大力度。但是,首先我们要打好基础,要选择一些优秀的歌剧精品呈现给观众,从而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对此,陶诚回应,不仅是普及问题,我们还要让西方的歌剧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

　　“近年来歌剧发展得不理想,不能怪观众,要怪自己。我们没有沿着《白毛女》开创的道路一直往前走,有点脱离了群众。”剧作家黄奇石有些激动。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了,“那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技术层面上,在交响方面,大大胜过了前人,但他们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对戏曲、民歌,至少研究得不够。他们更多的是在作曲法、对位、和声这些方面下了功夫。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产生了一些佳作,像《原野》《张骞》等,但为什么观众了解得很少,总是在低谷的状态走不出来?当年《白毛女》演出的时候,敲的是瓶瓶罐罐,很少乐器伴奏,在技术层面上不如现在的学院派。但在感染力上,在跟群众贴近上,现在的很多歌剧都没法跟前辈比拟。”黄奇石解释,这并不意味着要复旧,要再写一部《白毛女》,而是要回到民族的方向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理,我们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接受习惯,用西方的方式在中国复兴歌剧,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白毛女》们的局限却越发显现。戏曲的痕迹,在草创时曾表现为一种独特的韵味,比如分场的方式、人物的表现,如今却变得有程式化、脸谱化之嫌。同时,歌剧的交响化、和声化,已成大势所趋。可是,许多观众对此并不满意。如黄奇石所言,是中国歌剧在方向性上就走了弯路?还是具体的作品存在瑕疵呢?

　　“宣叙调没有解决好,这是中国歌剧的老问题。”作曲家刘振球说。从《白毛女》开始,中国的许多歌剧在涉及宣叙调时,用了很多道白,音乐从属于剧情,在推动、融入戏剧冲突中的作用却不够明显。2006年,谭盾和张艺谋合作的歌剧《秦始皇》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票房大获成功。在音乐上,谭盾融合了西方管弦乐器和东方打击乐器,并且尝试走出传统宣叙调、咏叹调的窠臼、用连绵不断的音乐制造整体的戏剧效果。虽然音乐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对比“你吃了吗?”之类的宣叙调唱段,显然更具有音乐张力。

　　刘振球认为,探索一种民族的宣叙调,这是中国歌剧发展的当务之急。对此,湖北歌剧舞剧院院长梅昌盛也提出,在语言和音乐的融合上,中国歌剧必须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因为跟西方拼音语言在发音上的细分化相比,汉字语言词汇的相对完整与独立,必然使音乐的融入要做更细致的对位。”歌剧节已经过半,不论是对观众、对民族心理的审视,还是对传统的回眸,或者直切当前歌剧问题,歌剧人相聚“首届”,契机已在。更何况,像参赛之《土楼》《红河谷》等,本身已在践行探索。

    中国艺术报作者：郑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