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庆新

    今年1月，我有幸应邀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2001年不同文明对话年”的演出活动，欣喜之余不免产生几分疑虑，虽然乐团的实力不成问题，但在中国民乐对西欧文化市场的“连续出击”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民乐是否还持有新鲜感和兴趣？演出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然而，1月18、20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大会堂和维多利亚音乐厅的两场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间虽已过去几个月了，但场内外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同时也引发了我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

    日内瓦是国际组织和会议之都，共有243个国际组织在此设立总部或常设办事处。联合国万国宫就坐落在环境优雅的莱蒙湖（日内瓦湖）畔的阿丽亚娜公园。万国宫每年有300多个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其一系列重要事件、决议都将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2001年被联合国大会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对于当今世界避免冲突、化解积怨、和睦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和平友谊的使者，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于1月18日晚在庄严肃穆的万国宫大会堂，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70余人规模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在青年指挥家彭家鹏的指挥下，管弦和着锣鼓齐鸣，音乐会在赵季平的《庆典序曲》声中拉开了序幕。欢腾、优美的乐声描绘出喜庆红火的节日气氛，犹如一幅色彩浓烈、线条粗犷的西部风情画卷。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是彭修文根据华彦钧的同名二胡曲编配的。这首享誉世界的民族音乐经典之作，至今我已听过至少三种二胡与乐队的改编版本。有的听后让人觉得数十人的大乐队远不如一把二胡独奏感人，实在是画蛇添足。而彭修文的编配，笔触简洁，手法洗练，确实是大师手笔。在乐队的轻轻烘托下，独奏二胡娓娓道来，与乐队此起彼伏，相映成趣。青年演奏家张方鸣的独奏虽个别音色略嫌粗糙，但速度沉稳，压揉结合的揉弦和饱满舒展的运弓，意韵含蓄、深沉，委婉抒情中蕴含着几分苍凉。相比之下，该团4月出访德国、比利时后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汇报演出，特邀宋飞担任此曲的二胡独奏，固然在音色圆润、技巧全面上，宋飞略胜一筹，但在速度的把握、压揉结合的韵味和与乐队合作的默契上，细细回想起来，张方鸣在日内瓦的演奏倒有着他的独到之处。

    古曲《春江花月夜》是我国传统民间乐曲中的经典，经彭修文编配、订谱后，成了广播民乐团的保留曲目。琵琶弹奏模拟鼓声，洞箫吹出了轻微的波音，向人们轻轻展开了这幅迷人的画卷。乐队奏出婉转如歌的主题，乐句间同音相连的“鱼咬尾”式的旋律进行，委婉平和。时而是大鼓的轻声滚奏，琵琶、二胡和中胡的齐奏，时而是洞箫如歌的旋律，琵琶飘出的轻柔泛音，似蜻蜓点水。在古筝琶音衬托下的乐队全奏，旋律此起彼伏。精致细腻的配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二胡、中胡、琵琶、古筝和笛箫等乐器的特色，勾勒出一幅淡雅隽秀的山水长卷，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担任琵琶独奏的青年演奏家陈音，音色清晰、纯净，技艺精湛，在乐曲中画龙点睛，不时令我想起白居易的名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京胡与乐队《夜深沉》（吴华编曲，张大森编配）以传统京剧音乐为素材，曲调起伏跌宕，节奏繁复多变。浓郁的京腔京韵，委婉中含洒脱，刚劲中见柔情，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温柔典雅、英姿飒爽的美丽形象。姜克美的京胡技艺娴熟，运弓扎实连贯，音色明亮、圆润，一音一弓，一招一式，都丝丝入扣，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都精雕细琢，恰到好处。细腻而不失豪放，粗犷又不无典雅。这位外表清秀、柔弱的女子，操起琴来却如此泼辣，潇洒自如，充满阳刚之气。难怪乐曲进行到急速快板时，就博得了满堂掌声。乐曲奏毕，全场掌声如雷。姜克美谢幕三次，观众方肯罢休。姜克美的《夜深沉》成了音乐会上最为耀眼的一大亮点。

    音乐会上，除了传统经典乐曲外，还演奏了几首创作乐曲。第一交响曲《金陵》第三乐章《沧桑》是彭修文的创作。彭修文一生致力于民族器乐的交响性探索，创作了数百部民族管弦乐曲，而《金陵》是他的第一部多乐章交响曲。作品以“金陵”为标题，力图通过古都的历史变迁，表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豪放情怀。作品倾注了彭修文几十年来对民族器乐交响性探索的心血，交响性手法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无论是坚定有力的进行曲，还是辉煌宽广的抒情乐段，浓厚古朴的民族风格贯穿始终。在声部的纵向关系上，作曲家在配器上扬长避短，既能充分发挥每一乐器组的独特音色，又能使其在和声与音响上和谐、融合，而毫无声部空虚、比例失衡或尖锐刺耳之感。最后，编钟、云锣奏响，管弦齐鸣，乐曲在浑厚丰满、激越昂扬的乐声中结束。

    《瑶族舞曲》是彭修文早在五十年代根据刘铁山、茅沅的同名管弦乐曲移植改编的（1978年修改）。乐曲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歌舞场面。无论是高胡的优美恬静，三弦、大阮的粗犷热烈，还是竹笛的甜美抒情，笙、管、唢呐的高亢嘹亮、热情奔放，每一声部乐器的独特音色都得到了绝妙的发挥，充分显示出这些富有独特韵味的民族乐器的不可替代性。尽管与西洋管弦乐队版的《瑶族舞曲》相比，在音响的丰满和立体感上稍感欠缺，但其浓郁鲜明的民族风格却使它成为该团久演不衰的保留曲目。此曲奏毕，这些外交官们竟然在鼓掌的同时发出了持续的欢呼声。一首只有简单的三段结构的合奏曲竟然具有如此迷人的魅力，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唢呐与乐队《黄土情》（周东朝曲，张大森编配）以悠扬婉转的旋律抒发了对黄土高原无限眷恋的情怀。喜悦豪放的情趣，深沉悲凉的韵味，是唢呐表现之所长。唢呐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在乐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里，不仅彰显了周东朝高超的演奏技艺，其作曲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达勃河随想曲》（何训田曲）创作于1982年，是近年来民乐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曾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然而，这首作品在20年后才被搬上舞台。这次有幸亲耳聆听，果然名不虚传。原作中的人声、合唱这次由乐器声部替代。作曲家运用了四川达勃族（白马藏族）的民歌《酒歌》《撒哟》等音乐素材，以丰富多变的器乐手法，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洋溢着乡土气息的达勃族风情画卷。钟琴、编钟、笛箫与弦乐奏出朦胧的音响，笛箫飘逸、悠远的吟唱与弦乐委婉抒情的柔歌，勾勒出达勃河畔迷人的绮丽景色。连续的附点节奏与三连音、五连音音型，粗犷而炽热。深情如歌的吟唱、欢腾豪放的密集音型与轻盈优美的舞曲交相辉映。个性鲜明，配器精致，手法新颖而不怪诞，令人耳目一新！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所具有的奇特魅力，为西方的外交官们所倾倒。

    作为乐队“总导演”的青年指挥家彭家鹏，无疑是音乐会上最有风采的人物之一。他的指挥潇洒自如、热情洋溢又不失细腻严谨。作为二度创作的指挥，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作品的内涵，充分挖掘并协调各个声部的艺术表现力，使这台横跨古今、融会中外、风格多样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得以充分的展现。彭家鹏是学习西洋交响乐出身的指挥，1998年初来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填补彭修文去世后留下的空白。他认真向民间音乐、戏曲学习，努力钻研民族管弦乐队的指挥艺术，同时仍不放弃对西洋交响乐队的指挥实践。今年2月他指挥中国东方交响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向世人展示了他作为“民族”和“西洋”乐队“两栖类”指挥家的才能。他深深体会到，我国民族器乐艺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掌握了民族乐器的特色和性能，民族音乐的神韵，尤其是民族音乐中乐句句法的细腻处理，反过来还丰富了自己对西洋交响乐队指挥的修养。近年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具有高难技巧乐曲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队员谱台上的乐谱已全部换上了五线谱，排练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作为乐团的首席指挥，功不可没。民族管弦乐艺术在创作、乐器改革、声部规范上，任重道远。所以彭家鹏深有感触地说：“指挥是个永不停息的职业，需要不断地学习、进步。”我想，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难怪一位外交官称赞说：“彭家鹏和姜克美是音乐会上的两个灵魂人物。”音乐会上爆发出的阵阵掌声和音乐会后一张张递上节目单要求签名的笑脸，不正是对音乐家们卓越艺术表现由衷的赞美吗？

    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内，素以矜持著称的西方外交官们，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先是有节奏地鼓掌、跺脚，然后纷纷起立为中国的音乐家们热烈鼓掌，一位瑞士音乐家说：“我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观看过多次演出，从未见过这样动人的场面，这在日内瓦也是不多见的。”尽管指挥多次谢幕，并加演了《步步高》《拉德茨基进行曲》等三首乐曲，但观众仍意犹未尽，久久不肯离去。有些观众还走到舞台前，好奇地观赏并询问这些形状各异、发出奇妙音响的中国民族乐器。

    音乐家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不仅吸引了万国宫大会堂60多个国家的千余名官员和维多利亚音乐厅的1400名观众，也轰动了日内瓦。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彼得罗夫斯基高度赞扬音乐家们的演出：“中国民族音乐充满活力，向观众展示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伟大力量之一在于它具有不失根基的创新能力。演出反映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对中国人民多样文化的固有尊重。”一位年长的观众说:“我从未听过中国音乐，没想到它同我们如此容易沟通，毫无遥远和神秘感，可见它表达了东西方人的共同感情。”他们尤其欣赏《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这样抒情而富有内涵的乐曲，有的观众说：“听《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使我想到了德彪西。”一些欧洲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瑞士民间组织纷纷写信给我驻瑞士使馆参赞，称赞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观众和这些音乐家（这些音乐家都属于另一个民族）心心相印、感情交融到如此深刻的程度，这是极少见到的现象。”有一个美国人表示，一定要去中国看看。当地电台、电视台及报社纷纷以各种形式刊发报道和图片，盛赞演出取得的巨大成功。团员们到商店购物时被店主和售货员认出后，情不自禁地称赞：“你们的演出太棒了!”并询问能否买到音乐会的CD。

    （二）

    面对这发自肺腑的掌声、欢呼声和赞美之词，使我陷入良久的思考之中。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日内瓦掀起的波澜再一次说明，国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国际文化交流之树的主干，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中华民族音乐有着9000年的悠久历史。由于300多年来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心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少得多。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的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今天，很难想象，在日内瓦这样的国际都市里，不少人竟没有听过中国音乐！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态虽不可避免，但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绝非仅一个“猎奇”可一言以蔽之。面对外来文化求新求异，是人们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谁都不喜欢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或夜郎自大的班门弄斧。国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它也应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其他民族艺术团体频频出访并获得的巨大成功和强烈反响，令人深思。作曲家谭盾在旅居海外多年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还要靠民乐。”西方人士对我们民族音乐的评价，应该作为我们审视和调整某些政策的重要参照。

    广播民族乐团日内瓦演出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作为国家一流民族管弦乐团的实力。一流民族管弦乐团，要在创作、演奏、指挥、管理和乐器改革（鉴于民族乐器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族管弦乐队的完善和发展，将这一点列为一流乐团的标准之一，似乎过于苛刻，但非如此不能早日实现民族管弦乐队的完善和规范）几方面具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这些方面虽未面面俱到，但至少除管理方面（其管理体制是艺术总团下的分团，艺术管理、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等不同于某些文化部直属乐团）我不了解情况外，论其总体实力，目前在国内仍位居前列，是仅有的几个一流民族管弦乐团之一。

    作为“国粹”的代表性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个性、特色在哪里？回顾“广播”几十年来在电台的播音及舞台上的演出，再横向比较其他各个民族乐团，“广播”最大的特色首先在于其音色的融合和音响的平衡，从而总体构成了纯净、和谐的音色。几十年来，只要打开收音机，不论是熟悉的旧曲，还是陌生的新作，凭其音色纯净和谐的程度，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判断，这是不是“广播”的演奏。扬长避短的创作和配器，声部内及声部间融合、平衡的乐器配置，精良的及部分改革的乐器，再加上指挥与演奏员的默契配合，尤其是该团长期以来以录音、广播为主的职业要求，这种种因素造就了乐团与众不同的晶莹剔透、纯净和谐的音色。其次，“热情豪放、细腻典雅”的情韵，是“广播”的另一特色。乐团近五十年来，以彭修文为首，创作、编配、演奏了古今中外数百首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北方大地激越豪放的阳刚之气，还是江南水乡清秀委婉的阴柔之美，都演奏得韵味浓厚、特色鲜明。近日见到有人用“听其音赏其韵”来褒奖独奏家，颇受启发。细细想来，这“一音一韵”，不正是“广播”所具有的两大特色所在吗？正是具有了这“一音一韵”的特色，达到了理想的艺术境界，广播民族乐团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国粹”。

    广播民族乐团自1953年成立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一直是民族器乐界的“龙头”乐团。在彭修文的悉心指导下，乐团集纳了一批优秀的演奏家，积累了数百部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成功地进行了扬琴、阮、笙、排鼓等乐器的改革，以勇于探索的实践逐步奠定了乐器声部的基本配置，丰富了民族管弦乐的作曲法、配器法，在当代民族管弦乐队由初创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海内外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是自然形成的“样板”。作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一个分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与新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中国广播交响乐团）都是目前国内一流的名牌乐团，是“广电总局（部）”的两个“品牌”。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力上，由于广播民族乐团具有的“国粹”特色，其“品牌”意义则更为显要。

    为广播民族乐团创作、改编了400余首古今中外作品的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则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一个“品牌”。二十世纪中国乐坛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及近五十年的蓬勃发展。彭修文站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洋纵线与横线的交汇点上，开创并实践了现代民族管弦乐队这一新的模式。“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是屹立在二十世纪中华乐坛上一座引人瞩目的丰碑！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丰碑上镌刻着一个显赫的名字——彭修文！”（笔者在高雄研讨会上的论文《民族器乐模式的多样并存及其他》，刊于2001年《人民音乐》第2期）

    然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广播民族乐团”和“彭修文”这两个“品牌”的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而这一点却决定着乐团的生存和命运！

    广播民族乐团自成立近五十年以来，经历了初创、发展兴旺、停滞、恢复发展的几个历史时期。在经历了“文革”的重创和随之而来的商品大潮的冲击后，民族音乐的发展曾出现了社会性的全面衰落。虽然，十几年来随着全国经济状况的好转和文化政策的倾斜与实施，民族音乐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然而在总体上，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仍不容乐观。多年来，广播民族乐团的发展同样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的原因虽多种多样，但经费的拮据则首当其冲。中国广播艺术团包括民族乐团、合唱团、说唱团和电声乐团等几个团体（交响乐团已脱离总团另立为中国爱乐乐团，与总团平级），全年固定拨款不到300万元（不含专项拨款）,广播民族乐团只占其中的60多万元（仅为团员工资），而爱乐乐团的全年固定拨款为2000多万元（上级拨款1000万，港方赞助1000多万）。作为文化部直属的中央民族乐团每年还有400多万元的固定经费。香港中乐团每年5400万港元的经费对于广播民族乐团无疑是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我想，他们也不会与备受关爱的交响乐团一争高低（作为国家文化水准和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交响音乐得到大力扶持是交响乐事业的幸运，无可厚非）。如今，无奈之下，为增加总团收入，乐团唯一的排练厅已被出租。我们感到不解，“国粹”的命运为何如此这般？

    再说宣传。

    现代传媒对文化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举足轻重。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演成功，其轰动的社会效应与众多媒体的直接参与有着密切关系。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40多家媒体记者云集维也纳，演出前后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为中央民族乐团，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可见新闻宣传的至关重要。（但实事求是地讲，中央民族乐团出访获得成功，并非始于1998年的金色大厅，1997年在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就相当精彩，且轰动了美国，只是没有随团记者宣传，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再说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文艺工作者早在1952年春就在周巍峙同志[任团长]的率领下登台演出并受到好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也于80年代登上金色大厅。就世界范围来讲，维也纳金色大厅并非世界音乐殿堂的“珠穆朗玛峰”，“音乐圣殿”之说更是言过其实。金色大厅只是由于每年向全世界转播这里的新年音乐会而闻名，但我们善于炒作的记者们却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一个美丽的“金色大厅神话”。不过，随着近年来水平参差不齐的各类乐团竞相登台，“金色大厅神话”已不攻自破。）

    广播民族乐团在2000和2001年也两次登上金色大厅，其雄厚的实力和演出效果勿庸置疑，但在宣传上却没那么幸运，随团记者虽依然云集，但宣传却未见铺天盖地。这次“广播”的两场演出轰动了日内瓦，吸引了6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外交官，其国际影响的辐射面和震撼力至少不小于金色大厅，但国内宣传平平。广播民族乐团又从来不善宣传，令人遗憾。但更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最有宣传力度的电视台，原以为广播民族乐团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实际情况是，除因外交需要两次在“新闻联播”播出消息之外，随团采访的“焦点访谈”摄制组的拍摄竟始终无缘进入每晚的“焦点访谈”，回国一个多月后才在某天上午播出一次即交差。随团采访的“艺苑风景线”摄制组的拍摄，也是安排在一个多月后3频道22点以后播出的。而乐团在万国宫大会堂的整场音乐会录像，被安排在近一个月后3频道的午夜零点后播出，据说这已是很尽力了。试想，若不是本系统的“近水楼台”，还不知命运如何呢！本系统的“名牌”民族乐团只能受到如此待遇，你还能奢望社会其他媒体或部门对广播民族乐团给予多少关注呢？

    乐团的命运如此，作为乐团代表人物彭修文身后的纪念活动又是怎样安排的呢？彭修文是近50年以来第一位被冠以“中国民族音乐大师”的音乐家。1997年1月19日，即彭修文逝世20多天后，以阎惠昌为音乐总监的台湾高雄市实验国乐团，就将原定音乐会改为“当代国乐宗师——彭修文纪念音乐会”，成为海内外第一个纪念彭修文的专场音乐会。在彭修文逝世五周年之际，香港中乐团在音乐总监及指挥阎惠昌的安排下于2002年1月11日和12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了两场“向大师致敬——彭修文纪念音乐会”，并特邀彭修文夫人李友仁和女儿彭弘作为嘉宾出席。在音乐会全部卖票的情况下，第一天有七成上座率，第二天全场爆满。作为后起之秀的新加坡华乐团，也将于今年8月23、24日举办两场“彭修文纪念音乐会”。海内外音乐家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赤诚之心，令人感动！而我们做了什么？当然，1997年12月，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等多家联合在电视台演播厅主办了“中国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逝世一周年纪念音乐会”，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还进行了直播。此举顺乎民心，令人欣慰，功不可没！但在彭修文逝世五周年的前夕，我和许多人都期盼着那场本在情理之中的纪念音乐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音乐界朋友也来电向我询问音乐会的举办时间，而如今彭修文已逝世近6周年了，纪念音乐会或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至今无声无息。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仅仅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吗？ 彭修文不仅属于“广播”，更属于中华民族！明年是中国广播艺术团建团50周年，彭修文纪念音乐会及研讨会或其他纪念活动若能隆重举行，那将是中国音乐界意义深远的一大幸事！

    彭修文以自己一生的勇敢探索和实践，为民族管弦乐的作曲法、配器法、指挥法和声部配置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广播”而言，“彭修文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他创作、改编的400多首作品，是民族器乐艺术的宝库，有待我们进一步整理、研究和学习。他创作和改编的《秦.兵马俑》《金陵》交响曲、《月儿高》《乱云飞》《春江花月夜》《流水操》《梅花三弄》《丰收锣鼓》《瑶族舞曲》及独奏、协奏曲等等精品，应该成为广播民族乐团久演不衰的保留曲目。在“广播”首次出访“金色大厅”之前，有人曾提出质疑：“为什么在你们的节目单中，彭修文的作品占了一半？”我对他说，出国演出不是国内的演出季，更不是新作品试奏会，当然要演出久经考验的精品。彭修文的精品是广播民族乐团的“看家戏”，演奏彭修文的精品，正是“广播”的优势和强项，“广播”不演，谁演？彭修文是“广播”的品牌，“广播”不举，谁举？何况，我们不能苛求一台音乐会包罗万象、负载过重。当然，对于一个职业化的乐团，在演好“看家戏”的同时，还要不断积累新作品，包括向社会上的作曲家征集、委约新作。作为一代民族音乐大师的彭修文，同任何一位历史上的伟人一样，并非完人。作为一个为广播民族乐团的发展、为民族音乐事业呕心沥血的彭修文，绝不会仅仅满足于自己一人的创作。在努力创作并排演自己作品的同时，他一定会希望得到外团的优秀新作，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受到老团员对具有高难技巧乐曲的适应能力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必在其身后苛求。正是由于彭修文的集创作、指挥和科学实验于一身的全方位实践，才产生了一大批民乐精品和建制相对完善、具有独特风格特色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试想，倘若彭修文四十多年来仅仅满足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家，而主要依靠社会作品来指挥广播民族乐团，那么，今天民族器乐的宝库中将会留下多少空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和乐队建制的探索和实验，将会倒退多少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也就不成其为今天的“广播”了。卡拉扬的伟大并不因其作风的霸道而逊色，何况彭修文不仅毫无“霸道”可言，而且具有十分谦和、善解人意的大家风范呢！

    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团长刘文金和指挥阎惠昌的率领下，中央民族乐团悄然崛起，依靠同属文化部的“近水楼台”，他们从中央、中国音乐学院中迅速吸收新生力量，壮大队伍，并大量吸收外团作曲家的新作，乐队的演奏水平大大提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还不失时机地抓住刘天华百年诞辰等契机，邀请中央领导出席音乐会，上通中央，下靠媒体，迅速扩大了中央民族乐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两度“金色大厅”之行的媒体强势宣传，更使乐团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民族管弦乐队的后起之秀，向广播民族乐团提出了挑战，以致许多年轻人谈及民族乐团，只知“中央”而不晓“广播”。除此之外，实力雄厚的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新组建的上海民族乐团、高雄市立国乐团，以及台北市立国乐团、中国电影乐团民乐团、前卫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乐团、台湾实验国乐团等，近年来纷纷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已初步形成。这预示着在新的世纪里，民族管弦乐艺术将会获得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长期雄踞一方的“龙头”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五年半之前，乐团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先生过早地离开了他所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这对已面临种种挑战的广播民族乐团无疑是雪上加霜，受到致命的打击。我和许多人一样，为这样一个自少年时代就十分崇拜的民族乐团的前景感到担忧。“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何日再辉煌？”——为此我曾写下了这个题目，并先后走访了乐团的新老领导和声部首席王大启、张大森、张高翔、王宜勤和俞良模等人，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笔。但该团的命运始终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广播”情结，使我难以平静。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从诞生到蓬勃发展这一历史进程的杰出代表，它凝聚了彭修文等一批优秀音乐家数十年探索和实践的宝贵经验。“广播”的兴衰直接影响到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完善和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广播”的全体团员尽管只有每月平均700多元的基本工资，全年月平均收入不过1000多元，但他们凭着对民族音乐的执著和对“广播”的热爱，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次乐团的日内瓦之行，使我亲眼目睹了团员们不顾时差造成的疲劳，精神抖擞地连续“夜战”的敬业精神。更令人欣喜的是，总团新老领导渐渐对民族乐团给以更多的关爱。总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冯巩在日内瓦就多次认真征求对民族乐团发展的意见。回国后，在总团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他又诚恳委托我邀请数位专家座谈，为广播民族乐团的发展出谋划策。领导的重视，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任重道远。西洋交响乐队的发展，从初创到完善，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至今还不足50年，在创作、乐器改革、声部配置以至乐队建制等等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广播民族乐团需在保持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领域，勇于探索，并博采众家之长，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首先，尽快建立作品委约制度。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先导，彭修文对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发展的贡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香港中乐团成立25年来，已通过委约、委编而积累了1349部（首）新作品。彭修文的精品要继续整理、研究、排演，“看家戏”不能失传。同时，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时代，“广播”还要不断积累新的“看家戏”。其次，尽早建立人才考核制度，招贤纳士，优胜劣汰，只有搞活用人机制，才能提高整体演奏水平，“广播”在音响音色及风格情韵上的“特色”才能永远保持绝对优势。当然，以上两项工作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否则，第一项无法进行，而第二项一考则乱，工资若不根据考核成绩兑现，积极性非但无法调动，全团也会人心大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领导首先要在经济政策上有所倾斜。

    进入新的世纪，广播民族乐团的发展方向是否需要重新定位？是单一的大型交响化（性）模式，还是以大型交响化（性）为主并兼顾中小型体裁，亦或反之？最近看到新加坡华乐团今年的演出计划，其曲目、体裁大中小多样并存，丰富多彩，令人羡慕！我们一直呼吁“大中小多样并存”，反对“大一统”，主旨是要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挖掘中小型乐种的艺术资源。但多样并存是从全国总的格局而论，并非每个乐团均要大中小样样俱全、面面俱到。外国既有单一的大型交响乐团，也有职业化的中小型乐团、室内乐团。我国的民族器乐团体，同样可以如此。至于各团如何定位，需要因地制宜。还是别林斯基的那句形象的比喻：“所有民族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生活构成全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一个共同（同一）和弦，这是由于每个民族都是这一和弦的一个特殊的音，因为完全相同的各音是不能构成和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