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体裁研究

　　审视传统的门类艺术史研究，按艺术创作与表现的物化形态可分为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剧戏曲艺术、电影电视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等门类。每种门类艺术又按创作技术分为若干体裁，如绘画艺术可分为国画、版画、油画等体裁，音乐艺术可分为歌曲、歌剧、民族器乐、管弦乐等体裁。这种艺术体裁分类观念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艺术的物质属性一面。

　　若用文化形态理论对照艺术，艺术大致可以为分为物质艺术、制度艺术、行为艺术、精神艺术。其中每种艺术形态又可划分为若干艺术体裁。关于物质艺术的体裁，目前门类艺术史中各个门类艺术所划分的艺术体裁大致属于此类，它们大都是可视、可听的。

　　关于制度艺术，如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等规定下的音乐活动，古代典籍中已有不少记载。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乐七”中记录了历代宫廷雅乐的有关记载。如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悬。按周官：'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飨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现代学者有关制度艺术的研究成果有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程晖晖．乐籍制度下的女乐与城市音乐文化［J］．中国音乐学，2008，(02)．）等。

　　行为艺术的体裁很多，如丧葬艺术、婚礼艺术、礼仪艺术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李荣有．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J］．黄钟，2009，(04)．），作者依文化学研究观念对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乐舞图像进行详细的民俗考察，认为汉代人将祭祀乐舞看作是实现天人对话的途径，而墓葬中的画像石正是此种观念与行为的载体，这是汉画像石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缘由。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孙云、王九筛．场域视角下的鼓吹乐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08，(02)．）一文以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方法对鼓吹乐的社会功用进行研究。鼓吹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仪式音乐，它之所以能够长久传承，靠的是礼乐行为的社会习俗。文中所谓场域指地理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的多维组合，不同的场域会形成不同的音乐文化模式。精神艺术的体裁很丰富，如图腾崇拜艺术、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举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彭素琴．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J］．音乐研究，2009，(04)．）。该文以古代文人对待雅乐，俗乐的态度为观察点探寻古代文人的音乐文化心理模式。作者以充足的文献史料论证了古代文人在音乐思维方式中存在崇尚礼乐与追从俗乐的矛盾;在情感方式中存在道德伦理与情欲萌动的矛盾；在行为方式中存在好古取向与积极“入世”的矛盾; 在人格追求上存在道德两重化与崇尚通脱的矛盾。文章精炼地勾画出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的四维结构模式，对于我们在深层次认识文人艺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文化形态理论划分艺术体裁并从事研究将打破艺术门类的藩篱而推进艺术整体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在深层次重新认识艺术产生的缘由、艺术的功用与艺术的特质。

　　(三)文化学观念下的多元艺术研究

　　文化多元论认为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因为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中，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群体之间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心理特征。所以，一定的民族或群体创造、保存和传承了一定的文化，各种文化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或群体性，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文化价值。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多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遵循多元文化保护观念，艺术史研究中应贯彻多元艺术研究这一学术观念。

　　用文化生态理论分析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艺术品种。在此我们先举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齐鲁文化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受其影响齐鲁艺术也有相应的特色。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调式建立于古音阶(雅乐音阶) 之上。秦晋文化也是一支有特色的文化品类，受其影响秦晋艺术特色也很鲜明。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旋律、音阶建立在新音阶(清乐音阶) 之上。在地处南方的楚文化影响下，楚艺术的特色同样突出。我们仅从音乐风格分析，它的曲调在典籍中称为“楚声”。我们从以上三地出土的青铜器亦可分辨出其艺术风格上的异同。至今为止，这三地的艺术风格仍与先秦时期的当地艺术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一艺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展多元艺术研究的必要性。

　　我们再观察中国艺术史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艺术品类。在中国艺术史中曾有受封建贵族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宫廷艺术，如宫廷绘画、宫廷燕乐歌舞; 受儒家、道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文人艺术，如文人音乐、文人画; 受宗教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宗教艺术，如佛教美术、佛教音乐; 受市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世俗艺术，如戏曲、说唱; 受民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间艺术，如年画、民歌等。这些艺术都有自身存在的文化价值，在艺术史中都应有其相应的位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哺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使中国艺术呈现出一派壮丽的景观。在中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多元艺术使中国艺术史变得丰富多彩。

　　中国艺术史中体现出多元艺术观念的研究成果，如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将民歌、说唱、民间歌舞音乐置于重要位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750．）。薄松年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史图集》（薄松年．中国艺术史图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将日常生活性的工艺美术、社会通俗艺术产品等统统选入。目前这样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中国艺术史中的多元艺术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发展。

　　(四)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现象研究

　　艺术史学是一门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认识过去和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中艺术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艺术，进而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创造性地开展艺术活动。艺术史与艺术史科学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要能够发现艺术现象，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理论。艺术现象研究属宏观史学研究。如果对于艺术史中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关注与研究不足，这将会影响到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科学性。

　　文化学理论有可能成为我们观察艺术现象、总结艺术发展规律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遵循文化考察线索探讨艺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这将是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之专长。有关艺术现象研究的成果如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一文（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现象的文化解读［J］．中国音乐学，2010，(04)．）对中国古代唐宋以来社会中禅悦之风的盛行、僧人的“文人化”、僧人的艺术修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僧人与文人之间的文化和思想的互动产生了琴僧这一群体，形成了琴僧现象，而琴僧使得古琴文化与禅宗文化交融，为古琴艺术注入新的理念和风格。古琴音乐的宗旨在于悟道，在于意境和弦外之音的追求。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一文（贺志凌．从箜篌与宗教的关系管窥音乐文化传播［J］．中国音乐学，2009，(01)．）借鉴文化地理学理论，从箜篌与佛教、祆教之关系为切入点审视这一外来乐器在我国的发展，进而探讨本土文化与他族文化之间的传播、融合规律。

　　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有关艺术整体性发展规律研究的成果也有十分精彩的例证。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中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这条规律是这样阐述的：在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使音乐型态发生了三次断层现象。第一次发生在战国至秦汉之间，第二次发生在唐末至五代之间，第三次发生在清末至20 世纪期间。在历次断层中失去生态环境的音乐品种会产生失传现象，但其传统基因却促成新艺术品种的诞生。观其实质，失传的音乐品种以型态的改变获得新生，使我国传统音乐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117．）。

　　以上音乐型态的发展与传承规律是黄翔鹏先生借鉴文化学理论对中国音乐史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在艺术史研究中加强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新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大任务。

　　三、结语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中国艺术史的史料研究、艺术体裁研究、多元艺术研究、艺术现象与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等课题中开展文化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当然，我们还可以遵照文化学理念开展诸如艺术观念、艺术传承、艺术心理、艺术生态等更多课题研究。如果说当前的门类艺术史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历代艺术做到“知其然”的效果，那么开展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历代艺术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功力。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价值在于它开拓了中国艺术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利于加强艺术史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利于对艺术理论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有利于推进艺术史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愿中国艺术史研究在继承、借鉴、创新的道路上长足发展。

　　高兴（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