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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与《列宁格勒交响曲》

来源:搜狐娱乐   编辑:殷力欣   2014-11-23 16:25:00   作者:殷力欣

    战争是残酷的,音乐是美好的,但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与音乐就纠缠一体,宛如一对形影相吊的欢喜冤家:既然要率部族杀入另一部族,就免不了要有节奏地呐喊、有节奏地擂响战鼓,并在节奏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战歌的旋律;但是,有了这一方唱起欢庆胜利的凯旋曲,也就免不了会有那一方记录屈辱与苦难的囚徒之歌。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总是要招致平民百姓的痛苦的,故战争中的音乐,即使是助战的军歌,也需尽可能地抒发平民百姓尽早结束战争的心愿。当然,为了人类更长远的理想图景,人民希望战争的胜利者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并试图使一场已经避免不了的战争成为步入和平乐园的最后一级台阶。于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刀光剑影、炮火连天,伴随着一片片焦土上的寡妇们的哭泣,人们依次告别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唱着《马赛曲》迎来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工业时代。于是,音乐不再是战争无可奈何的仆从,不再满足于充当进军号角或记录苦难,而成为了独立于战争之外的思想者。于是,就有了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大型音乐作品,就有了巴哈,有了贝多芬。

  现代音乐庞大体系的形成,歌剧(opéra)、康塔塔(cantata)、清唱剧(oratorio)、协奏曲(concerto)、交响曲(symphonie)等在音乐形式上的日趋完善,从技术进步层面上提供了思想者们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回想六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也依然有数不清的战歌与民谣,这些战歌与民谣依然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日后被确认为中国的国歌。但是,如果从更深层次看“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我们则应着眼于那些大型音乐作品。

  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作《第七交响曲》(即《列宁格勒交响曲》)无疑是“二战”期间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个“全球范围”在当时似乎并不包括同盟国阵营中的中国,因为中国素无交响乐传统);对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而言,则首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而且,时至今日,这两部作品依旧在各自的范围内继续扩大着他们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肖斯塔科维奇乐迷;屏除政治歧见,两岸三地的华人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华裔,均认可《黄河大合唱》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中的经典。

  必须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黄河大合唱》在华人圈外的影响力至今还是比较有限的。

  一般来说,写于1941年德军兵临城下之际的肖斯塔科维奇《列宁格勒交响曲》首先是以其直接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而出名的。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初首演的盛况:前线士兵如何排队在步话机里听上几分钟后去英勇杀敌,苏联政府如何把总谱拍成微缩胶卷空运到同盟国。总之,它的威力超过了几个军团。它被具体解释为:

  第一乐章,快板,战前迷人的田园图景被侵略者的脚步踏破,列宁格勒军民奋起反抗;

  第二乐章,中板,俄罗斯人面对战争废墟的悲歌;

  第三乐章,柔板,对大自然的回忆与陶醉;

  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对英雄的颂歌和对胜利远景的展望。

  但是,在斯大林死后,出现了另一种解释。据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自传《见证》介绍,作曲家自己说:

  “……《第七》和《第八》交响乐是我的《安魂曲》。”

  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当然,这个解释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有的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自传的整理者伏尔科夫并没有如实记录肖的口述,而是随意加入了自己的臆想成分。

  笔者以为,结合肖之后所作的“肖八”、“肖十”等,口述自传很是可信的,但也不必过分纠缠于此。无论其主要意图在于反侵略还是反暴政,都合乎作家A-托尔斯泰的评价:“它是从俄罗斯人民的良心中呈现出来的,他们毫不动摇地接受了对恶势力的拼死搏斗。”

  至少从作品本身来说,作曲家不是简单地描绘德军入侵。他把一个可暂且称之为“暴力”的主题在第一乐章浓墨重彩地渲染到近乎辉煌的程度,他把“悲歌”的主题在第一乐章之后以一种沉思的面貌呈现出来,客观上给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这个“暴力”主题确指“入侵者的脚步”,那么,一个如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综合国力十倍于对手的国度,怎么竟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兵临城下?

  “二战”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也集中暴露了人性、社会制度等方面在以往被忽略或被忍隐下的积弊。也正由于灾难的降临、积弊的暴露,更强烈刺激了人们探索和进步的欲念。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二战”之前,从德彪西到勋伯格,从“块状和弦”、“网状和声”,到“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作曲方法”等等,音乐界早已完成了现代主义(modernisme)音乐在技术、形式等方面的革命。应该说,肖斯塔科维奇对此是不陌生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列宁格勒交响曲》中,肖的着眼点也还不是表现形式上的革新,而是尽量在传统框架内融入新的问题,新的思想。在此之后,由于旧有形式再也无法容纳更新的思想内容,至1953年创作《第十交响曲》、1959年创作《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完成了传统音乐语言到现代音乐语言的递变,在20世纪普遍的躁动、压抑、异化、内省、反思之中,保持了一个音乐界“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 engagés)”的姿态,使得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音乐世界几乎可命名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应该说:“二战”催生出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而《列宁格勒交响曲》到《第十交响曲》的发展演变过程,说明现代主义艺术的所有的形式上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它的精神特质——“介入社会”——进行的。

  在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阵营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最为严峻:不单领土有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自1644年以来,中华民族已经在生产技术、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落后于欧美各国了。如果说,西欧人要完成的是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则中国距离初级的工业化社会尚很遥远。其他国家在救亡的同时已着手于发展,我们则是救亡运动中必须分出相当大的精力去补初级的现代文明启蒙课程。表现在音乐上,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或优美或雄浑的独唱、独奏作品,但在处理大型作品方面,我们首先就不具备交响性的思维观念。因此,在那时的音乐界,同样面临着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双重任务,特别是进入抗战时期,其他一切工作都只能围绕着救亡主题来进行。

  实际上,那个时候有些作曲家在音乐才华、音乐技法方面并不弱于冼星海,如江文也先生就于1940年完成了技法很纯熟的管弦乐作品《孔庙大成乐章》。但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危机中,这个作品恰恰因为忽略了救亡这个首要职责,使得其音乐启蒙功能也大打折扣。

  大概没有什么人否认冼星海作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宣传、鼓动作用,也不大会有人把这部作品与现代主义音乐相联系,尽管大家知道冼星海留学法国期间曾接触过比较前卫的作曲技法。由于《黄河大合唱》整部作品大量吸收中国民间音乐为创作素材,由于其中《保卫黄河》的“轮唱”(作曲家自己称为“卡农唱”)成为日后群众性歌咏比赛的主要形式之一,故称其为“通俗性音乐作品”也不无道理。不过,在国民音乐水准尚难于接受更复杂的无标题交响乐作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冼星海这样立足于救亡,立足于作品的大众化的音乐家。《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在鼓舞军民斗志的同时,很成功地借助“大合唱”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把现代音乐的基本概念输入到了音乐语言落后世界二百年的中国。

  笔者曾遇到一位从事文化比较史研究的法国学者,他很认真地称《黄河大合唱》为“中国现代主义音乐的开山之作”。他特意强调他的措辞是“现代主义(modernisme)”,而不是“现代(moderne)”。他的理由如下:

  《黄河大合唱》所采用的大合唱形式,即康塔塔(意大利文cantata),是与交响曲等同样高级的音乐形式,不能简单理解为狭义的通俗音乐载体。事实上,现代主义音乐先驱勋伯格早在1911年就已经利用这种形式完成了很具现代感的作品《古雷之歌》,而且,也在音乐中加入了非音乐性质的朗诵;

  《黄河大合唱》很成功地使用印象派音乐技法,取得了很出色的艺术效果。特别是第四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汉语诗朗诵所展示的汉语独特的抑扬顿挫与民间乐器三弦与印象派的背景音乐的奇妙结合,确实构成了德彪西式的多层次重叠的和声画面,其震撼力丝毫不弱于勋伯格于1947年所作康塔塔《一个华沙的幸存者》。

  更为重要的一点:印象派音乐家们一般都具备很高超的技法,但往往会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陷阱,而这部堪称民族史诗的作品,则直接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以音乐传播着人道主义精神。现代主义艺术不是形式与技法的艺术,而是观念的艺术。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尽管与《列宁格勒交响曲》相比,《黄河大合唱》在技法上尚嫌粗糙,但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我们在冼星海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音乐家具有现代气质的一面:有直面严酷现实的勇气;有民族的苦难感、使命感;对未来保持了执着的希望,也保持了清醒的忧患意识。惟因如此,《黄河大合唱》第六乐章《河边对口曲》、第七乐章《黄河怨》控诉着日寇的罪行,也记录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苦难历程;第四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以饱满的热情赞美黄河,也记录了黄河泛滥的历史事件。

  与同时期的抗战歌曲相比,也与冼星海本人的其他作品相比,《黄河大合唱》最鲜明地承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今天,在我们隆重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却很少能够再听到如《黄河大合唱》那样有大力度、大气势的音乐作品。我们似乎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在知识储备、物质条件等均优于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人文精神反而丢掉了某些更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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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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