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从它诞生的原始时代开始，就对社会、对人发生作用；音乐，从它诞生的时代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它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时时刻刻都在对社会、对人产生着影响。

　　人类的音乐艺术，之所以能从远古纯朴的原始歌唱，发展到今天音乐舞台和传播媒体上的五彩缤纷、壮丽辉煌，是与音乐社会功能作用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对它不断加深的美学认识分不开的。

　　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孔子就严肃地断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深刻地感受到，高尚音乐对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引导、对人道德修养的培养、对社会陈规陋习的改变，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汉初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也肯定了音乐对人产生作用的重要社会功能：“教之以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西汉的司马迁认为：“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们，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不谋而合：音乐，作用于社会、影响于人。而他们梦寐以求之的那种“琴音调，而天下治”和“鸣琴而治”的政治理想，就是基于他们对音乐社会功能沦肌浃髓的领悟——尽管他们的这种理想在当时毕竟是幻想。

　　公元前５世纪左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们，也观察和注意到了音乐的“净化”作用。按哲学家们的解释，这种“净化”，就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净化”，这种“净化”的过程，就是用音乐来教育人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非常注重音乐的社会作用，他说：“音乐是道德胚胎的源泉。”18世纪以后，出自于欧洲音乐大师们有关音乐社会功能的言论就更多、更具体了；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精神爆出火花。”门德尔松说：“音乐则用胜过文字的千百种美好的事物来充实我们的心灵。”舒曼在评价肖邦时也说：“肖邦的作品好比是一门门隐藏在花丛里面的大炮。”而肖邦自己是这样说的：“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感情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约翰-苏比耶斯基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虽已成绝响，但它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的两岸。”李斯特更是在激情满怀中倾诉音乐社会功能，音乐“是具体化的、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们心灵的实质。它可以感觉得到地渗入我们的内心，像箭一样，像朝露一样，像大气一样渗人我们的内心；它充实了我们的心灵”。

　　对音乐本质、音乐社会功能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是人类思想史、美学史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中国，则成为了每一个音乐家从事音乐文化活动的美学思想基础和中国音乐艺术得以发展的动力源泉。

　　音乐具有对人道德、精神、情操的影响功能。优秀的音乐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和标志。音乐对人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表式。在和平年代，音乐更多地是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对人道德、精神、情操的潜移默化作用；而在战争年代，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时刻，音乐会以号角式的呼唤鼓舞人心并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体现着先进文化发展进程的中国音乐，永远都以音乐中的崇高精神塑造人，永远都以优秀的音乐作品鼓舞人。

　　20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配合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需要，音乐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现。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等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遵循着音乐社会功能会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规律，用音乐为武器，为争取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突飞猛进地发展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和规模，在治国安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更是有目共睹。而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中，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又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和兴旺的新时期，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讴歌着我们这个变革的、腾飞的时代，鼓舞着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

　　中国当代的音乐工作者，应当坚定不移地把音乐社会功能的发挥、把音乐的美育、德育和教化功能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作为自己音乐艺术活动的重要的认识基础，并以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艺术行为和艺术实践。在中国，优秀的音乐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先进性，鲜明地在它的社会功能作用上表现出来。优秀的音乐文化，会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进程、社会精神面貌产生积极的和能动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音乐研究、教育、创作、表演、传播等多方面的文化环节中，一定要按照江总书记所指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项要求来严格检验和发展我们的工作。这样，音乐文化的“武装”“引导”“塑造”和“鼓舞”功能，将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也将会把新世纪的中国音乐艺术，推向一个新的、辉煌的发展高度。新世纪的中国音乐，将永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