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潮田益子来上海音乐学院访问,当她听了三位10岁附小学生的演奏后说:“他们年纪那么小就拉那么难的曲子, 拉得是很不错，但看得出都是老师教的，我在担心他们将来会怎样?”。潮田教授在课上并没有教这些孩子演奏的本领,而是充满抚爱地与他们对话:“你喜欢看电影吗?喜欢运动吗?”当问他们“你愿意拉琴给我听吗?”时，三个孩子都摇头回答“不愿意”。这一番话是令人吃惊的，通常来的外国专家无不为我们附中附小学生的演奏喝采:“你们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材，他们将来会有很好的前途”等等，但潮田却对我说:“我看教得太多未必是件好事”。

　　潮田益子是一位日本出生的小提琴家，14岁在日本获第一名后就在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后又到瑞士跟西盖蒂，在美国又从金戈尔学琴,曾在伊丽莎白、柴可夫斯基等国际比赛中获大奖。她告诉我，当她参加伊丽莎白小提琴国际大赛时，进入决赛的十名选手中五名是从美国来的（包括在美国学习的她及一名以色列人），另五名是从苏联来的，过了几十年后，在美国的五个人目前都在小提琴的演奏和教学领域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苏联的几位除了两人还在拉琴外，其余的都不知去向了。谈起教育方式，潮田益子颇有感触，她认为苏联是以国际比赛选手为培养目标的，即使这些人获了奖并不能保证将来能成才，如果他们没有学会自己思考，怎能期待他们独立工作呢？日本的制度与中国相似，考试全都得靠记忆，不准带计算器，不许用快译通，而在美国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可能在早期学生的成绩不如日本和中国的，但知识面却很开阔，能力也强得多。

　　曾有一位外国教授对人说，中国的老师本事最大，他们甚至能教会用电线木杆来拉琴。确实，我们的老师呕心沥血、尽心尽职是没得说的，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舍不得吃穿，对子女却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现在的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出成绩越来越早，但留给他们的空间似乎也越来越少。看看近二十年上音的几位少年神童，小时侯频频获奖，长大后，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的人(不止是一个人)反而出现了“厌琴”的情况，只有从未获奖的大提琴手王健正以很好的势头越来越趋于成熟，并成为国际公认的继马友友之后的大提琴明星。这使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当时的政治运动繁多，远不如今天的学生对小提琴的技巧学得那么精深，然而我们活动的空间却大得很：去边疆、下部队，从创作到排练全由学生自己干，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展示，劲头十足也充满了创造的欲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虽然是靠着领导和老师的帮助最后完成的，但如果没有年青人异想天开的大辨论并提出要以写出中国民族风格的协奏曲为目标，而去采用自上而下布置任务的方式的话，恐怕是否有“梁祝”就很值得怀疑了。

　　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多次来中国时都曾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小提琴学生总是小时侯好，大了就不行了？”，我们也找了许多原因，是不是艺术环境不够好？与国际交流还不多？室内乐演奏太少了？现在看来，教得太多恐怕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