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天渐凉，又未到供暖期，不少人感冒了。昨晚的一场音乐会，主办方打算做现场录音，但中场休息时负责录音统筹的朋友抱怨：音乐会过程中观众席咳嗽声太多、太响，录音可能没法用了。我只能安慰他说：“没关系，这也是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告诉后人，2011年北京的秋季属于咽炎高发期”。

　　常去国内音乐厅、歌剧院欣赏演出的朋友可能都有体会：越是在音乐进行到静谧、微妙、细若游丝的时候，观众席中急性咽炎的发病率就越高，声声爆咳将音乐线条残忍的切割成碎段，并在乐章之间达到一个集中爆发期；而在音乐激昂、欢快、热烈的时候，这种急性咽炎症候群又仿佛瞬间集体痊愈——其实这会儿咳嗽两下倒真不打紧。这种有趣的现象显然不能完全由纯病理原因来解释，心理问题可能起更大作用。

　　其实这种“音乐会咽炎症候群”并非仅是“中国特色”，过去我曾在许多前苏联、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二战后至50年代的现场录音中，听到大量肆无忌惮的咳嗽声。作为历史录音痴迷者的我，还曾经将这些咳嗽声视为珍贵的“文物”：听到五十多年前某位音乐爱好者的咳嗽声，也是一种挺奇妙的感觉。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为什么同时期的法国、英国、美国的现场录音中，咳嗽声就非常罕见，至少不像这般此起彼伏毫无节制呢？前苏联、意大利、德国是受二战战火摧残最严重的国家，战后的十几年经济情况也相对萧条，因此当时的国民健康水平可能不如在二战中相对损失略小的英、美、法。但我无法找到当时在这些国家感冒、咽炎、肺炎发病率的记载，并且在一千人左右的音乐会场合，这种发病率的概率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也不能用“音乐会礼仪素质”的传统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德国正是在这方面传统最深厚、要求最严格的国家，而在那十几年中，德国的音乐厅也是咽炎高发场所。

　　一段相声让我对这个难解的奇怪现象忽然有了灵感：在郭全宝的单口相声《借火》（原名《挂尸》）中有这么一段情节：“从前有人迷信,说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走黑胡同如果害怕,咳嗽完了打脑袋,一打一出火,就把鬼给吓跑了……”注意，打脑袋之前为什么要先咳嗽？原来人在紧张、害怕、尴尬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咳嗽，这其实是一种减压、“壮胆儿”的方式。相对于英、美、法这些国土没有沦陷或完全沦陷的战胜国，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近乎“休克”的战败国、前苏联作为饱受战火蹂躏的最大受害国，这些国家的国民在战后的若干年中，内心上的安全感一定是相对不足的，对于压力的敏感度也会更高。其实欣赏简单、欢快、激烈、柔美的音乐是一种“减压”，而聆听复杂、微妙、静谧、忧郁的音乐则是一种“增压”。这就像我们看好莱坞科幻电影、香港武打片，整个过程虽然很“刺激”，但其实在心理上是一种放松；而观看希区柯克的悬疑片、蔡明亮那些几乎没有对白的文艺片，过程很“平淡”，但对内心其实是一种压力的积聚，只不过希区柯克的电影在最后会让你把积聚的压力全部释放出来，而蔡明亮是让你抱着这堆压力走出影院，思考更多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音乐越安静，咳嗽声越多，音乐越洪亮，咳嗽反而停止了。越是“高级”的音乐，往往越不是单纯的“减压”音乐，而能够承受音乐的“悬念”，是需要听众有着沉稳、安定的心理素质的。古典音乐当中有着很多的“黑胡同”，如果听众“不怕鬼”，就能感受到那种神秘、微妙的意境，相反，则只能靠咳嗽“壮胆儿”了。乐章间的咽炎集体大爆发，更体现出一种“起哄”的心态——可算是看见亮儿了。

　　因此我在做很多次音乐会导赏时，都会恳请听众：“如果您感到咽部不适，请尽量用吞咽的方式解决，以免您咳嗽的声响打断音乐线条的进行。”但是长期让听众“忍着”并不是办法，而如何提高国民内心的“安全感”，养成平和、安宁的心态，又不是艺术家们能够解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