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的经费是怎么来的，国家每年给我们200万的经费，中央电视台每年给1000万，李嘉诚每年赞助1000万，而且都是承诺10年。他跟我们说：也许10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更好了，国家有钱了也会更支持你们，你们会拿到更多的钱，各方面都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肯定会帮你们坚持到2010年！你知道这是一个多有分量的承诺？！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能带中国爱乐干10年啊，我和余隆说，咱俩能干10年吗？余隆说，干不了10年！哪有一个团长、总监在一个乐团里干10年的？10年以后这个团肯定太牛了，那时候咱俩早都撤了。

　　但是到了2003年，这个钱就没了，李嘉诚终止了赞助，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1200万。

　　在那个时候，1200万对于一般的乐团仍然是一个大的经费，但对于爱乐就困难了，为什么？我们已经把音乐季架到那了，每年50-80场；把大家的工资架到那了，那经费减了一半，那我能去和乐手们说，哥们儿，从明天起，咱们最低工资从4500块减到2000块？！只能升，不能降。

　　国家财政有各种制约，不能多给钱，那预算减了一半，我也不能去减音乐季，我们也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当时是中国唯一有音乐季的乐团，一年50多场，我们要坚持。

　　那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后来大家讨论解决方案，我们大家去商演，我们去拉零星的赞助，我们找各种理由增加经费，就这样扛到了2005年。

　　这种情况下，2004年我们仍做了一次欧洲巡演，2005年还做了一次世界巡演，欧洲7-8个城市，美国11个城市，我找了国家财政解决了一部分，剩下的我找的保利支持。那次世界巡演花了300多万。现在这次“丝路”巡演这么几个国家的巡演就要1千万，而且还很困难，物价飞涨，机票和住宿这些费用都已经不是十年前了，但是国家财政还是按照2005年的标准给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不是照样得坚持吗？

　　场地，我们没有。一开始我们在广播大院里，后来我们离开广播了，广播艺术团把广播大棚收了，然后我们就挪到了国图（国家图书馆），那时候的国图破破烂烂，后来在那呆了几个月，人家不干了。人家发现，你们在这，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其实那个小音乐厅挺好，我们原来想找一笔钱，把它买下来的。

　　中国爱乐乐团全家福，摄于北展爱乐驻地

　　最后我们就挪到了北展（北京展览馆），我跟北展商量，租了几间房，团长、总监都没有办公室，我来了就在会议室办公。那时候没有这个三楼，这个三楼是我当了团长后，我跟领导说，能不能多租给我们几间办公室吧，我们租！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状态。

　　爱乐首先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的困难，其次是人员的困难。你没有经费，人才你获得不了。经费和人才是跟编制挂钩的。

　　原来中央给我们的编制是120个编制，这个事是个历史的错误，当时组建的时候，中央是同意给我们编制的，说你们报上来，这个报告是我写的，现在那个草稿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我手写的，内容是乐队编制120人，行政编制30人。

　　这是150人的编制对吧？加强4管编制，120人也够了，但送去打印的时候，打印者打成了乐团编制120人，不是乐队编制120人，行政人员的30人就变成了聘任制。中央一批下来，我们傻了，全团120人编制，你如果抛去部分行政人员，乐队就变成80几人了，一字之差，给中国爱乐乐团造成15年的困难。我看中了无数的人才，水平很高，我很想让他们到中国爱乐工作，但人家要编制，我只能放弃，其他院团有编制啊，那人才就流失了。

　　我们只能从业务好又不在乎编制的音乐家里寻找，他们就是希望到爱乐乐团来，因为在艺术方面，爱乐乐团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我问过很多年轻人，我们这儿没有编制，你来就是和你签一个合同，那你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说，我们是冲着中国爱乐乐团来的。还有一些年轻人，虽然毕业时水平不高，但在中国爱乐历练几年，就提高到最好的水平了。这是大熔炉的作用。

　　我们现在只能是退休一个，调走一个，我们进来一个。我一直拼命的在呼吁奔走，找政府各个部门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

　　困难三就是条件问题，工作条件。

　　只要一有展览，各种乱七八糟声音干扰着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排练，工人和音乐家混在一起蹲在院子里吃盒饭。就这个样子，房租仍然在不断的涨价，我们当年租这个大厅加几间办公室是每年130万，现在是每年700万。

　　国家给我们的经费虽有涨幅，但比起其它事业团体来就是杯水车薪。中央电视台的1000万还在，不过也变了味儿了。中央电视台当时跟我们承诺的是：我们录你们的音乐季，每年我们做够50套节目，每套节目的版权、播出权，20万一套。

　　20万一场音乐会啊，国交当时一场是8万，已经吓死人了，北交2万、3万，每人一场1-200块钱，人家也觉得挺好。

　　那时候音乐频道刚刚建立，他们也需要大量的节目资源，现在人家资源多了，古典音乐播出少了，不愿意录了，那我们就得去给中央电视台去干活，我得给他们演“光荣绽放”，给他们演有乐队的活儿，靠打工挣回这个“赞助”。

　　2009年，我说乐团10周年的时候，我一定向中央领导提这个问题，场地问题，排练厅问题，办公楼问题。我们在工体那边看上了一块地，我们就给中央领导写信，让领导看看中国爱乐10年来做了些什么事，我们的成绩在这，我们的地位在这，我们找国家要一个栖身之处不为过吧？于是5月25日，我们演完了10周年的音乐会，刘延东同志在保利剧院召开各部委协调会议，我们才有了现在“团址和音乐厅”的说法。

　　音乐厅的说法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了那块场地，我们就和国家说你们把它买了，我们把它改造成排练厅，后来我们突然发现，那个排练厅的地方还挺大，完全可以做一个8-900座的音乐厅，那就跟北京音乐厅差不多，后来在报告中又提出，能不能把它做成排练甚至兼作演出的场地，然后领导同意了。然后又一点一点挤，一点一点扩充，我经过了5年的努力，从2009年到2014年，终于批了一个1670座的音乐厅和排练场地，这中间的艰辛就甭说了，可以轻描淡写，但真的是困难重重，酸甜苦辣，百感交集。

　　我们看见了我们未来有了个家。这个对于中国爱乐就是一个梦想，现在只要手续完备，今年12月份就能破土动工，希望在2018年10月，北京国际音乐节20周年时正式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