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日本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音乐奖项授予了1935年出生的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该大奖1988年创立，在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剧场／电影5方面设立奖项，每年颁发，被誉为艺术届的诺贝尔奖。

　　生于1935年的阿沃-帕特是爱沙尼亚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作曲家。爱沙尼亚——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在历经八个世纪的被占领历史后，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帕特就生于这个短暂的独立期间，国家旋即被苏联吞并，之后是近四年的德国占领期，以及长达四十五年的苏维埃加盟国时期——帕特在这个时期内成长与成熟。帕特按照义务征兵制，曾入伍任一名军鼓手。退伍之后（1957年）在爱沙尼亚电台和电视部干录音工程师，长达十年，这个职位为他早期作曲生涯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许多社会主义作曲家一样，他也投身大众音乐领域——电影和戏剧配乐。加盟共和国时期，艺术的独立性被置于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之下。幸亏年轻一代作曲家有前辈艾勒（Heino Eller，1887－1970）指导，帕特1958年入塔林音乐学院师从艾勒。后来帕特满怀感激地谈到恩师：“他给我指出一条道路，但那是一条极为宽广的道路，从不强迫我们按他的路子创作，一位极具人性、充满活力的导师。”帕特学业及毕业后（1963年）写的第一批作品都是调性音乐，大多为钢琴作品，带有显而易见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师法肖斯塔科维奇与普罗柯菲耶夫。为儿童合唱团和大型乐队而作的康塔塔《我们的花园》曾获苏联青年作曲家比赛的头奖。六十年代，作曲家依据一些地下流传的十二音技法乐谱和教本，演习序列技法，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于1960年的《死亡名册》（Nekrolog），该作也是爱沙尼亚音乐史上首部十二音作品。此后，帕特越来越倾向于先锋技法，被官方视为危险人物，西方腐朽文化的盲从者。《第二交响曲》（1966年）使用大量非乐音和拼贴，震惊苏联乐坛。1968年创作的《信经》更由于是宗教体裁而遭禁。同时期，帕特对巴洛克音乐兴趣浓厚，以巴赫的音名主题创作巴洛克风格的仿作，和刺耳的现代音乐形成对比（《第二交响曲》）。《信经》中采用了巴赫平均律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这是帕特最钟爱的素材。

　　六十年代晚期，帕特陷入创作危机，觉得无法在先锋技法中寻找到自己的声音，或许更重要的是，无法体验到信仰的共鸣。数年内，他几乎中止了创作，转而潜心研究格里高利圣咏和中世纪作曲家，如若斯坎、马肖和奥克冈。这个创作枯竭期内的《第三交响曲》是一个过渡性的作品。1976年他写出《致阿丽娜》（Fur Alina）标志着作曲家创作新时期的开始，音乐风格焕然一新。

　　帕特从中古元素以及三和弦中汲取到更新力量，他自己称之为“Tintinnabuli”（钟鸣作曲法），即回到最简单基本的三音和弦，调性和声的基石，但抽去了调性体系的功能，使之失去方向感，类似中古音乐那样的平行级进。作曲家这样描绘“Tintinnabuli”：“我使用尽可能少的元素，只有一到两个声部，将音乐建构在最原始质朴的素材上——三和弦，一种特殊的调性音乐。”在下面这个谱例中可以看出，是“钟鸣作曲法”的几种基本变化模式，主干旋律音构成a小调三和弦：

　　《致阿丽娜》是第一部采用该作曲法的作品，作曲家说：“这是采用新调色板的第一首作品，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三和弦系列，应用了一个不起眼而简单的指导原则。”正如上面两个谱例所示，这个“不起眼而简单”的原则就是和弦不论如何变化倒置，都牢牢“固着”在三和弦上。此后钟鸣作曲家成为作曲家每部作品的起点，往往有一个特定的三音和弦位于作品中心，就像一个信念或是钟声，回荡在整个作品中。帕特不但视该作曲法为自己的音乐表达，而且是一种解脱之道，一种拯救性的力量：“我在求索彷徨中进入这个领域，为的是探求我的生命、音乐和创作的答案。在我生命低谷的黑暗中，我似乎感觉一切都是外在而毫无意义，纷繁复杂的面貌令我困惑，我一定要寻求到一个统一，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我如何寻到？那个完美之物的轨迹变幻多样，令无关紧要的琐碎随之散去。三和弦的三音就像钟鸣，它很接近我心中的那个完美之物了”。音乐的技法和生命的体验、一元信仰统合在一起。从这点而言，作曲家之后的所有作品皆带有宗教观念。事实表明，钟鸣作曲法虽然朴素，但拓展空间很大，帕特以此写出了个性迥异的丰富作品。作于1976－77年的一系列作品迅速确立了他的独特声音，如《纪念布里顿之歌》（Cantus in memoriam Benjamin Britten）、《兄弟》（Fratres）和《空白》（Tabula Rasa）。有论者把帕特归于简约派，甚至称其为“宗教简约派”（holy minimalism），但作曲家自己并不认同这点。他不像简约派那样采用大量重复段落，营造静止、循环的感觉，其结构往往是变奏体，缓慢渐进，气息悠长。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官方对其封杀得越来越紧，帕特几乎找不到愿意接纳他作品的演出机构和音乐家，作曲家说：“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东方阵营的演奏家。”这其实是官方唯恐帕特的宗教音乐“流毒”太深，于是干脆逼迫帕特出走西方。1980年，帕特只能携全家移居西方。在美国，帕特被看作一个圣徒式的人物，崇拜者众。这是帕特不愿接受的，他说：“我只是一个作曲家。”

　　作于1982年的《约翰受难曲》堪称“钟鸣作曲法”的集大成之作。该作的核心是三个叠置的五度（D–A–E–B），“钟鸣作曲法”也开始运用于更多层面，一个基本的时值模式是：短促、中庸、漫长。速度也分为三种明显不同的等级。八十年代后的作品大部分是合唱，但“钟鸣作曲法”并没有实质改变，作曲家将其和语调、半音进一步结合，晚近作品具有将歌词和音乐分离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