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开平仔：扎根广州还有多远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湖南伢：理想不实现就回乡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