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梁启超之子、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曾回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当时有个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曾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手。他回忆，“当时搞航天都是十分保密的，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信地址是‘兰州２７支局’，一些家属实在等不下去，找到兰州才发现，‘２７支局’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呢……”

    无论是在当年斗风沙打算盘的艰苦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和家人都被批斗的艰难时刻，或是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境地，那一代航天人从未动摇。

    戚发轫回忆，“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

    “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然而老一代一个没走，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时已经不可能改变。今天的年轻人对此或许难以理解，如果你们有我们那样的经历，一样会有那种力量。”戚发轫说。

    戚发轫１９３３年出生在辽宁省瓦房店，刚一出生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中，童年的回忆是阴暗的：“小时候每天早晨要向东方的天皇三鞠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中国人，虽然说是‘皇民’，但吃的穿的跟日本人不一样，吃大米都是经济犯，被发现就死定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靠近中朝边境的中方一侧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我参加过抬伤员的活动。那时，我家在大连旁边的一个县，美国的飞机不敢去炸大连，因为大连驻有苏联军队。那个情景让人觉得，国家不强真是受欺负，看着美国的飞机，我当时就下决心学航天……”

    这种自发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感和责任心，是前三代航天人共有的强大精神力量。任凭社会如何发展变化，这种力量伴随他们直至今天。

    使事业焊接理想

    由于文革的破坏，中国航天人出现了严重的断代。２００４年１月，４１岁的尚志成为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指挥。比他大一岁的张柏楠也在同一时间从戚发轫手中接过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他们，与第三代人相差３０岁。

    当时载人航天尚处于论证阶段，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有时间表。尚志回忆，“载人航天工程刚开始时，曾有人说，几个老头带着一帮毛头小伙子，这事看来不靠谱。”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吴雁生与尚志是同龄人，他回忆，“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遇，航天事业当时最缺人，我们正好可以在实战中快速成长。当时的环境很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１９９７年我在总体室任主任设计师，由于设计上考虑不周密，长征二号Ｆ型火箭的整流罩生产出来发现超重５００公斤。王永志说设计可以不完善，但不能等生产出来了才知道。这件事成为我一生的教训。”

    这一代航天人，在对文革的反思中长大，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上学、参加工作。尚志回忆，“那时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小汽车几乎整天停在门口，很多人就此永远走出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航天部五院）的大门。”

    留下来的，不见得是最聪明的，却可能是比较朴实的，或是比较执着的。

    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把航天事业与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焊接。尚志说，“我崇尚的颜色不是代表激情的红色，而是代表从容的蓝色。”张柏楠小时候就在日记中写过，长大了想设计飞机，高考填志愿时所有专业都是与航天有关的。今天，当张柏楠成为飞船的总设计师时，他说：“没想到，我的理想和事业结合得这么好。”

    与老一代相比，他们还有欠缺的地方。这一点，吴雁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八十年代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冷战并未结束，很多领域还相对封闭，我们这一代在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眼界不如老一辈开阔；老一辈的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是自发的，而我们是在干事业的过程中慢慢培养的；我们没受过苦，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

    然而，在戚发轫看来，他的接班人还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这两代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其实很接近，他们的爱国精神一点也不差，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女排精神’等对他们有很深影响；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们强，知识比我们多，也更富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