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历史悠久。近代(公元1861年)烟台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经济社会空前发展，境域规模迅速扩大，更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近代文化，成为中国北方沿海重要城市之一。
　　
　　近代是烟台城市的起点，那么，开埠前的烟台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不是个“渔村”？
　　
　　烟台名字的由来
　　
　　烟台春秋时期的名称是“转附”。《晏子春秋》载，齐景公问晏子：“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转附即是芝罘，这是烟台最早见诸史籍的记载。秦汉及以后，烟台均为“之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嬴政巡幸天下时曾三抵之罘：公元前219年“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黄即今龙口，腄即今福山)；公元前218年“巡登之罘，临照于海”；公元前210年“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汉书·武帝记》载，汉武帝多次巡幸东莱(今莱州)并到之罘，其中公元前94年“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公元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朝廷为防倭寇袭扰疆土，保护国家安全，采用“筑小城建卫所”的军事防范策略，在全国各州、县要害地区设立卫所，其中在福山县的芝罘湾南岸奇山脚下设置了“奇山守御千户所”，直接归山东都司统辖。建置卫所的同时，于边境险要处设置烽烟墩台，一有敌情，便举火燔烟报警。公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罗博所修《福山县志》两次出现“烟台”。一是在“地舆图”上标有沿海十四座墩一座台。十四座墩分别是：营后墩、灶后墩、八家墩、郭家墩、鸡鸣墩、浮澜墩、木作墩、里东墩、白石墩、磁山墩、成阴墩、碁掌墩、现顶墩和清泉墩；一台便是奇山守御千户所对面突出海中的熨斗山(俗称北山)上的“烟台”。二是福山“八大景”有之罘朝日、“烟台海市”、仙峰夜月、磁山瀑布、长堤新柳、古寺奇泉、峆山卢烟云和石门春波。这是最早的“烟台”二字文字记载。公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何乐善所修《福山县志》载文：“有巨石似船形，在烟台山上”。“烟台”二字再次展现于史籍上，这也是史料上首次称熨斗山为“烟台山”。
　　
　　据此，烟台之名源于烽烟墩台。另有一说是“燕台”，烟台山上有块燕台石，“燕儿聚齐”，衍“燕”为烟。实用“燕”字不少，例公元1904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绘制的烟台街道图亦为“山东燕台街道图”。但不足为训。尽管烟台公元1861年开埠后经济社会发达，国内外名声显赫，但建置前烟台之名依旧不彰，报刊、资料、文书等依旧称之罘，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当地民众称烟台为“海”、“海上”和“烟台街”，直到公元1934年成立“烟台特别行政区”才正式定名。同样，之罘之名源于之罘岛和之罘湾，之罘改芝罘也有几说：一说是金朝改为芝罘；二说是因之罘岛酷似一叶灵芝，近代改为芝罘；三说是望文生义，之芝通用。1984行政区划变动时设立“烟台市芝罘区”。
　　
　　芝罘湾周边村庄
　　
　　公元1131年(金天会九年)设置福山县后，芝罘湾一带为福山县东北保。此时芝罘岛上有个村庄叫芝罘村，为东北保的芝罘社。芝罘村建于春秋时期，唐朝陆续有人迁来定居，19世纪中期村民以张、陈、安、孙、李等12大姓为主，近代多崇尚读书，经商者多，少数纯渔户，无渔村之名之实。1952年村民千余户，更名芝罘大疃村。福山县建置之初，芝罘湾南岸建有多处茅寮、窝棚，大多为季节性流动人口，没有正式居民点，只有高、初、夏、于、姚和刁等姓氏的相对固定居户，主要从事垦荒种地和渔业捕捞。
　　
　　明朝后期，芝罘湾周围人口不断增多。有明初奇山守御千户所的设立及清初撤所后排生的，有明清两代9次皇诏播迁移民而来的，有人口自然流动来此定居等渠道和途径。到烟台开埠前30年(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芝罘湾周边村庄已达19个。芝罘岛上还有西口、东口二村，二村分别于公元1668年(清康熙七年)和公元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建村，村民多以渔耕为主，近代也出过一些经商发迹的富户，例如西口村徐氏家族等。在芝罘湾南岸散落着奇山所(城内分东门、西门、南门、北门4村)和所城外的仓浦、西南、上夼、世和、所东庄、西南关、大海阳、中海阳、小海阳等9个村庄，这些村均为福山县奇山社范围。村民商、工、渔、农多种经营，农、渔、商和苦力为多，无法确指哪个是渔村。西岸有芝罘屯、通伸等村庄，西沙旺散居着外地逃荒而来的难民，属福山县芝罘社管辖范围。海湾中有崆峒岛村，建于公元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村民以渔为生。综上19个村，没有其中哪个村能代表开埠前的烟台。
　　
　　芝罘湾港口的作用和地位
　　
　　芝罘湾海口古代就是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海上交通发祥地之一。春秋时芝罘湾即为我国五大港口之一；秦至唐代，新罗商人、日本“遣唐使”、学问大僧大多由芝罘湾等沿海港口登陆，国内芝罘湾港口多为军事活动服务，是军队、军事物资的重要转运站；元朝定都北京后，海漕运输大兴，海漕以上海刘家港为起运港，以天津杨树码头为目的港，全程“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航线进入山东后，“荣城之石岛、俚岛，文登之威海，福山之芝罘，蓬莱之庙岛，为粮必经之路”，因芝罘岛是天然导航标志，很容易为航海者认识和利用。芝罘湾一般有婆婆口、崆峒岛、夹岛、老鸦港(养马岛)、龙王庙前(养马岛)等5个主要停泊点(元代航海者将养马岛划入芝罘湾范围)，年经芝罘湾进出漕船千只以上，运粮100万石以上；明代，官方组织的海运频繁，“北望波涛浸远天，玹菟庚癸正堪怜，风微日暮帆樯集，不是当年采药船”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运输军粮的船只麋集芝罘湾的景况。经芝罘湾运输的既有军粮，亦有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例如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督海运粮四十九万石饷北京、辽东，后增七十万石”。再例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拨旧日行海水手船只，淮安运南米一十万石，山东运登、莱米石一十万石，俱至平壤交卸接济”；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海运业的发展，芝罘湾港口空前繁忙，其停泊点逐步由婆婆口、崆峒岛前和夹岛向风向顺、海面平静、停靠安全、码头开阔的南部转移，到清中后期，烟台港活动中心便固定地集中在西南河口一带。
　　
　　芝罘湾港口既是海上运输的中转站、对外交往的启至地，又是渔盐码头和商港。自春秋时，芝罘湾一带就有人将近海捕捞的渔货到岸上交易。后来，蓬莱、八角、牟平、文登等地渔民经常在芝罘湾码头卸渔货并交易。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和芝罘湾一带人口的增多、地位的突出，渔货上岸、交易量大增。到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四年)，芝罘湾南岸码头成为胶东最大的渔货集散地。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朝廷为鼓励沙船参与海漕运输，规定“八成装米，二成搭货，免其纳税以恤商”，刺激了港口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口被迫开埠通商，大量洋货涌入南方沿海，地处南北海上交通要塞的烟台，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和影响，使烟台港口冲破狭小的“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局面，扩大了港口贸易的货源品种。特别在《南京条约》(公元1842年)关于“洋货在一口纳税，准运天下”的规定下，参与海漕运输的沙船大量贩运并携带洋货，使抵烟台港口交易的货种集南北和海外之全，有棉布、糖、米、竹、笋、木耳、蘑菇、皮货、木材、大豆、花生、豆油、豆饼、粉丝和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种，还有害民害国的鸦片。当时十分活跃的福建、广东、东北和上海、宁波、重庆等几大船帮以及当地奇山所的张、刘两姓船帮，成为烟台港口贸易的主体。
　　
　　公元1861年，登州的通商口岸有登州城口(蓬莱)改为烟台，其原因不仅在于芝罘海湾条件优越，更重要的是烟台港口的地位、港口贸易的盛兴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有资料显示，《天津条约》(公元1858年，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烟台为南北之冲，渔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较盛”。公元1859年(清咸丰九年)，在烟台港进口的洋货中，仅英美棉织品就多达2万包(100万匹)，“烟台的港口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人们已经充分的知晓这一点”。
　　
　　烟台开埠后，借助口岸优势，其名声在国内外更大。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17个国家(含苏联)相继来设领事馆，高峰时“烟台街”上洋行逾百家，外国教会、团体建教堂几十座、学校十几处、医院数家；清廷涉外方面很多事项在烟台实施，包括丧权辱国的公元1876年(清光绪二年)中英滇案《烟台条约》、公元1895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马关条约》烟台换约生效等，充分证明了烟台在国际上的地位。
　　
　　从军事上，由于芝罘湾地处要津，是扼守京津的重要门户，且与朝鲜、日本隔海相望，因此芝罘湾自古以来就为山东北部沿海的军事要塞。姑且不列举明代奇山守御千户所的设置，清代东西炮台的建设等，就连外国侵略者也重视烟台港的军事作用，公元1860(清咸丰九年)法国侵略军就是把烟台作为桥头堡进攻天津、北京的。
　　
　　综上事实足以证明，开埠前的烟台，是一个在国内外已有名气的港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