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烟台的紫砂盆,玩盆的藏友都知道“盆痴”陈长文。十年的收藏经历不算短,而这其中的甘苦,怕是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陈长文对紫砂盆不仅热爱,还“玩得明白”。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副院长的出身背景,让他的“收藏苦旅”有了更多吉光凤羽。
　　
　　如今,陈长文的收藏历程已长达十年了,说起早年不易的经历,他至今感叹唏嘘。
　　
　　为了收藏紫砂盆,陈长文跑了不少地方,也让初涉收藏界的他吃尽了苦头。对紫砂了解不多,“打眼”成了发生在这个历史学学者身上挺挫败的一件事。“买过了五六把假壶之后,2003年下半年就直奔紫砂产地宜兴。”陈长文也承认,自己身上有那么一股子“不见真知不罢休”的劲儿。也正是这次旅行,让陈长文深深迷上了紫砂盆。
　　
　　“第一次见到紫砂的器物,是一个紫砂壶。器型优雅、材质精良,腿一下子被‘拽住’,走不动了。”
　　
　　虽然相隔十年,但说起关于收藏紫砂盆的故事,陈长文如数家珍,越说越有劲儿。就像说起宜兴丁山镇(现改名丁蜀镇)老石桥旁的紫砂小店,甚至可以读出他脑海里正在展开的那幅地形图。
　　
　　那是2003年夏天,陈文长在浙江大学读博士。陈长文说,因为地域等原因,北方人不容易见到紫砂。这次让陈长文“看中”的这个马槽器型的老盆,花了他2000多块,那时他一个月工资才1300。
　　
　　到2003年底,宜兴丁山镇的紫砂商中便悄悄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个烟台来的陈教授,出手大方。的确,正如他们所说,三四个月的时间,陈长文收了近20个不同风格的紫砂盆,相关的大部头书籍更是研读了几十部。
　　
　　谈起最疯狂痴迷的那段往事,陈长文笑称:“那就是白天黑夜,抱着不放手。”尤其是收了新品之后,除了上课和去洗手间两件事外,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抱着盆研究。连陈长文自己都记不清,多少个夜晚自己是跟紫砂花盆睡在一起的。“睡前什么姿势,醒来还是那个姿势。”陈长文说。
　　
　　面对每个假期就要抱回来的几十个紫砂花盆。陈长文坦言,每个紫砂花盆自己给老婆的报价都只是实价的零头。2008年夏天,陈长文花了28000元,在江苏南通市一位老者的家里收了一个紫砂花盆:云新的字、缶硕的画、益初的造型,全部出自大家之手。陈长文的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连给妻子打电话的念头都不敢想,可他也没想过放弃。”最终,陈长文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这才遂了心愿。至于如碗般大小的花盆,花了三千；两个一套的花盆,花了八千……这样的价格,陈长文说自己也根本不敢告诉家人。
　　
　　十年间,陈长文收藏了200多件紫砂花盆。器型有马槽、梅花、鼓型等几十种。
　　
　　“紫砂花盆器型大气,有利于艺术家发挥。”陈长文所说的发挥,不单单是花盆所栽的盆栽的再造。“紫砂壶不能施彩,变化就少了一分。由于器型太小,也难以像紫砂花盆一样能在陶刻方面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在陈长文看来,紫砂花盆工艺更高。
　　
　　“砂料挖掘、粉碎、淘炼、造型、美工、烧等等复杂的工序,使得一个紫砂花盆必须有无数人的参与。”陈长文说,越是陈年老泥做出的紫砂花盆就越好。同样,紫砂老花盆也背负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等价值。陈长文收藏的紫砂花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文革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名家辈出。”陈长文说,这一时期由于砂料好、技术好……名家们更能施展才技,作品自然最佳。而历史学家的身份,让他对这一时期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文、历史价值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认识。
　　
　　陈长文专注于文革时期紫砂花盆落款和署名研究,如今已经研究出当代著名陶刻大家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二十余位任淦庭弟子五十余年来的从艺历程。
　　
　　在每年两次雷打不动的假期,在国内寻宝之余,陈长文也相当注重回流的紫砂花盆。
　　
　　“在日本做高级访问学者,以及这些年在韩国等国家开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买回了五六件紫砂花盆精品。”陈长文说,历史学家的专业背景让他对“国家精神”有着严苛的理解。今年下半年,陈长文将整合十年的收藏研究,出版一部专著,暂定名为《中国文革紫砂陶刻艺术鉴赏与研究》。
　　
　　收藏十年,不过沧海一粟。用陈长文所说:“我与紫砂花盆的情分不是十年、二十年,是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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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砂壶款识
　　
　　在款识方面,紫砂壶通常在盖内和壶底部印上工艺师的印章,有的还会在壶柄下方署名,每个工艺师的印章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设计风格,而这也是他们的标志。历史上第一把有年款的紫砂壶就是祖师供春的六瓣圆囊壶,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而第二把在1984年以后才出现在时大彬手里。在清代以前,紫砂壶的款识多为刻款,而随着壶款及数量的增多,印款也逐渐出现。至于款识的位置,不同年代刻制的地方也不一样,明代时主要刻在壶把下,壶底,壶腹上,到了清代则刻在盖唇上、盖内和壶嘴下等部位。今天的制壶作家的落款大都出现在三个位置,壶盖里面,一般为名章；把梢上,一般为姓章；壶底,一般为姓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