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的一天，某私企老板黎平急匆匆地赶到北京某医院，看着自己的孩子从一个陌生女人的肚子里降临尘世。
一年前，黎平通过代孕中介请了一个北京某大学毕业的漂亮女生，将受精卵植入该女生的子宫，让这名女生帮助他的家庭生出未来一代。
当孩子被抱回家后，黎平的母亲皱起了眉头，她始终不能原谅儿媳不肯怀孕的行为，认为这样的女人不足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她的名言是：只有自己生的孩子才知道疼。
女大学毕业生二次代人受孕
为什么要请人代孕？黎平的妻子王柔回答得异常清晰：第一，怕疼，代孕比较安全；第二，怕影响身材，普遍认为女人在生育后身材会变差；第三，收入不错的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的工作，更何况她目前还有升迁的机会。
由于王柔的坚持，黎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总觉得这与传统的道德伦理不符，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要求，着手寻找合适的代孕人。黎平在见到记者时描述说，“当时在网上‘见’了几次，印象还可以，后来由于中介是一个熟人介绍的，我还相对来说比较放心。事成之后付了中介1万元，再加上代孕人怀孕期间的一些费用，一共花了大概15万。”
代孕中介对黎平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这个发轫于替不孕不育夫妇寻找代孕人的中介机构，如今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帮助年轻的新富们寻找“代孕机器”，满足他们在生子上这一人生大事上的新需求。
代孕中介负责人高鸣戏称自己是“人口贩子”，只是结合了一些时代的“最新特色”。他对记者说，孕母的收费从4万到十几万不等，主要取决于“代孕机器”的相貌和学历，如果你是本科且相貌不错，拿到10万报酬的几率很大。
据高鸣介绍，他们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一些急于用钱的学生，并且根据她们的条件实行评级，最终的费用是剔除了怀孕期间生活费等诸项支出后的纯收入。
高鸣曾经找到一个北京某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名叫李云。2003年毕业后，李云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做起代孕的工作，目前正处于第二次怀孕期。李云介绍说，自己第一次做孕母是为一位家住温榆河畔别墅群的新富太太代孕，她对记者说：“孩子生下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毕竟在自己的身体里呆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打算把这单做完就不做了。”
据李云介绍，目前的代孕中介一般来说都会把客户与孕母分开，以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葛。一般来说，代孕者的材料和照片都会被发给那些中介公司的客户，如果实在需要见面的话，都只安排网上的视频聊天，双方的钱从银行转账，具有较高的保密性。
高鸣向记者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这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因为许多孕母在生下孩子后，不愿意归还，常常引起很大的麻烦”。
王柔对此亦有同感。她向记者举例说，她的一个朋友曾经请人代孕，但是在代孕的过程中和孕母关系甚为亲密，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还经常给孕母送去补品，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后来孩子出生后，孕母已经与孩子有了感情，经常到这位朋友的家里要求见孩子，引起了很大的麻烦。王柔感叹说：“现在孩子还小，等长大了如果情况还是这样，就更麻烦了，所以我的朋友已经在考虑搬家了。”
新富为什么需要代孕？
和从前那些由于不孕不育而引起的代孕案例不同，这一批寻求代孕者的新富阶层显然是有意为之。由于很多女性目前都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所以害怕怀孕给她们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王柔的朋友杜丽就为当初没有寻找孕母代孕而深感痛心。本来在一家通信外企工作的她已经要获得晋升的机会了，但却因为生孩子而错失良机，最后还差点被列入裁员名单。
杜丽认为，既然社会本身不会同情处于弱势的女性，不能为她们生育后的生活提供保障，那么就不应该拿道德伦理来教训别人。她对那些批评代孕的人很愤怒，“今天他们提倡妇女要珍惜生育的权利，要遵守所谓的道德伦理，明天他们就会把那些因为怀孕耽误工作的女性从自己的公司中赶走。”所以王柔和杜丽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面对生育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有别的选项，保持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从北京到上海，王柔的朋友圈子里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代孕这种方式，她对记者说：“没有办法，工作压力太大，更何况不怀孕有助于保持一个更为良好的个人形象。”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高鸣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一个孩子，以掩人耳目。
据了解，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家庭，由于女性常年在家主持家务，有许多空闲时间照顾孩子，但是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有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往往就会寻找代孕中介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新富阶层的这一新需求刺激了中国代孕中介的发展。目前，在苏州就出现了专门的“代孕”网站，而其他一些城市，如长春、宁波、温州的“代孕组织”也渐成气候。
（特约记者武学华）
▲代孕在国外出现得更早一些，特别是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婴儿通过代孕这种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即使这样，这种现象也并没有被完全地接纳。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