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讨论日益热烈时，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值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时期，这给人民币汇率调整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投行的经济学家们也表示，考虑到汇率政策应有利于下一阶段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近期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该问题理性预期的回归，有助于改革措施的出台。

    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在一个小型论坛上表示，当前汇率改革的环境已经成熟。他认为非价格性的调控已经发挥效果，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此外，国际资本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不太可能了，房地产业的调控也在掌控之中。

    “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这一仗已经打赢，目前情况下可以调也可以不调，取决于政府”，他半开玩笑地表示，“政府可以在一个黄昏喝茶的时候调整汇率，当然不调也可以。”但赵晓也强调，汇率是一个宏观问题，但是汇率管理是一个战略问题，因此“政府应该更多考虑人民币调整的成本是什么，收益是什么。”

    知名投行雷曼兄弟的经济学家罗伯·萨巴拉曼(RobSubbaraman)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也表示，在当前合适的时候采取更弹性的汇率政策，符合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利益。

    他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非常快，2004年已增至GDP的4.2%，且今年预计达到GDP的5.0%，但与此同时资本流入同样迅猛，出现较大“双顺差”现象。

    据雷曼兄弟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为690亿美元，但是净资本流入将近是其两倍，即1380亿美元。将两者相加，去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为20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2.5%。萨巴拉曼表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也曾出现较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但同时也有大量资本流出，两者相抵其国际收支顺差接近于零，“这一不同点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得不借助发行央票等对冲手段，维持汇率稳定。”

    “2003年以来中国央行发行了价值4420亿美元的央行票据，尽管到目前为止公开市场操作在控制货币供给方面还算成功，但根据国际经验，如果继续实行大量外汇干预，这一任务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萨巴拉曼认为，在合适的时候推动汇率调整有助于理顺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

    针对当前有人担心金融领域未作好汇率改革的准备，赵晓认为可以在发展中解决一些现存的问题。他表示假如汇率要变动，对商业银行造成的风险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们自身的治理结构、竞争力、管理能力上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跟汇率关系不大”。

    “银行大部分的核心业务是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远远高于其他资产，对于银行来说是利大于弊。”赵晓还强调，一些银行已经在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风险防范作准备。

    他认为一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之时是其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中国正好处于这么一个时机，“时间进程我们保守估计有十几年，我们叫作新一轮的‘黄金增长’时期，在这一时期，解决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小，手段越来越多。”

    但赵晓也表示，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特别考虑，提供国内银行更多可用的对冲汇率风险的手段。

    萨巴拉曼表示，如果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国内的商业银行所担负的责任更大。他认为，日本在80年代货币升值曾引发国内经济动荡，为了避免经济衰退，需要非常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此需要一个更加健全的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资产助长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并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

    他认为，为阻止热钱流入而维持低利率的政策，是促成了近年来贷款的快速增长以及房价急速上涨的原因之一。而在汇率调整时期，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银行的作用更加重要。　(记者 禹刚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