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泽征尔到底是怎么听的<二泉映月>？》在《音乐周报》发表后，网友“蓝采和”留言道：“可见许多做音乐的人还得接受严谨做人为文的基本教育。”对此，我用文献回应如下：

　　1993年底的阿炳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中，Z君致辞中提到小泽当年听《二泉映月》后感动落泪并说“应跪着听”且还描述要下跪的动作。但一般人易看到的最早报道是1994年任志扬的《世界音乐瑰宝<二泉映月>抢救纪实》（见《中国青年报》），文中大幅引用Z君发言，不仅把“要跪”改成真“跪”，还添加了“坐着和站着都是不慕敬的”。此文不仅被《读者》、《科技文萃》、《今日中国》、《教师博览》等杂志转载，还“被江苏省和湖北省部分中学作为范文列为语文课外读物”。其影响在新世纪更发酵，围绕苏教版、冀教版、湘教版小学语文课文《二泉映月》的教学课例，引用小泽“跪”的文章就达90余篇。此外，作家韩静霆引用小泽“跪”听的散文《听泉》也被编入鄂教版语文教材，这方面的文献有近20篇。涉及“跪下听”或“应跪着听”两个版本。

　　也许搞文学专业的人就喜欢编故事，任文发表后，文学界首先接编故事。1996年谭志湘在评论作家张弘创作的剧本《瞎子阿炳》时，直接把故事改编造成是小泽到无锡阿炳墓地听播放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录音后跪了下来。不仅如此，群文（胡润农，1994）、雕塑（徐林晃，2000）、政界（顾育豹，2000、2001、2008）、书法（周仁良，2001）、文化界（许嘉璐，2003）、经济界（杨方东，2004）、杂文（菲尔2005）、数学（费茸，2006）、乡土学者（鲁晓敏，2006）等其他各界非音乐界人士也都积极参与了编织“跪下听”故事的行列中。记者或期刊编辑就更不用说了，《光明日报》记者刘先琴还说小泽要跪下欣赏的是“剪纸”（2007）。

　　奇怪的是，这个“跪下听”版的故事音乐界参与的人却很少，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大多是音乐学者的“应跪着听”版，即在引用Z君“原话”基础上适当润色并用来说心中事，其中2013年王丽娜对此写得还很精彩，其生动性可比文学家。更奇怪地是，非音乐界人还改编出另一个“梁祝”版的“跪下听”。最早是1995年“小氓”说：“小泽听‘梁祝’后，低头沉默，半响冒出一句话……应跪着听”（见《中学语文》）。接着便有语文教师陆维标（1999）、王满英（2002）和其他界人士如唐小为（2010）、赵世芳（2011）、谭先达（徐锦庚报道，2003）等接编，尤其宁波“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静书参编后影响力更大，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后网友质疑起我说：“不是跪着听《梁祝》吗？”更让人意想不到地是，日本梁祝文化研究所所长渡边明次在其2007年出版的“梁祝”专著“三部曲”中，他也把“小泽跪听梁祝的故事写了进去”（于青，2006）。尽管这很轰动，但音乐界对此几乎无人理会，仅有在校本科生黄兆博发表在《语文学刊》上一例。不过，音乐实践领域确有传播。

　　音乐界喜欢编的是第四个版本，即小泽听闵惠芬演奏后“跪下”。可查到的最早改编者是2002年的范忠东和巩成国，2003年卫凌对此错已提出批评但未能阻止进一步编造。2003年经济学者彭立立说故事发生在日本。2005年音响学者丁春林说发生在法国。此后参编的还有不少，2014年唐若甫还借此发问。此编可能是觉得拿闵惠芬来说事大家会更熟悉。

　　有些编造说小泽被感动得“抱头痛哭”、“长跪不起”等缺乏最基本的音乐常识。我想请问：哪个“音乐厅”会允许这样呢？即使听“梁祝”中的“哭坟”也不至于吧？以上四个版本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总量达230余篇。音乐界的文献并不多，但音乐界最喜欢的方式是在课堂、讲座等实践中用“应跪着听”作为说其他事的证据，以陈静（2006）、杨晓华（2013）、黄昉苨（2016）、胡磊（2014）等文中的信息为证。长期旅居日本的琵琶演奏家涂善祥对笔者说，有些人还把这故事带到国外。可见，这还是一个值得音乐传播专业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我的《小泽征尔到底是怎么听的<二泉映月>？》在《音乐周报》发表后，网友“蓝采和”留言道：“可见许多做音乐的人还得接受严谨做人为文的基本教育。”对此，我用文献回应如下：

　　1993年底的阿炳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中，Z君致辞中提到小泽当年听《二泉映月》后感动落泪并说“应跪着听”且还描述要下跪的动作。但一般人易看到的最早报道是1994年任志扬的《世界音乐瑰宝<二泉映月>抢救纪实》（见《中国青年报》），文中大幅引用Z君发言，不仅把“要跪”改成真“跪”，还添加了“坐着和站着都是不慕敬的”。此文不仅被《读者》、《科技文萃》、《今日中国》、《教师博览》等杂志转载，还“被江苏省和湖北省部分中学作为范文列为语文课外读物”。其影响在新世纪更发酵，围绕苏教版、冀教版、湘教版小学语文课文《二泉映月》的教学课例，引用小泽“跪”的文章就达90余篇。此外，作家韩静霆引用小泽“跪”听的散文《听泉》也被编入鄂教版语文教材，这方面的文献有近20篇。涉及“跪下听”或“应跪着听”两个版本。

　　也许搞文学专业的人就喜欢编故事，任文发表后，文学界首先接编故事。1996年谭志湘在评论作家张弘创作的剧本《瞎子阿炳》时，直接把故事改编造成是小泽到无锡阿炳墓地听播放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录音后跪了下来。不仅如此，群文（胡润农，1994）、雕塑（徐林晃，2000）、政界（顾育豹，2000、2001、2008）、书法（周仁良，2001）、文化界（许嘉璐，2003）、经济界（杨方东，2004）、杂文（菲尔2005）、数学（费茸，2006）、乡土学者（鲁晓敏，2006）等其他各界非音乐界人士也都积极参与了编织“跪下听”故事的行列中。记者或期刊编辑就更不用说了，《光明日报》记者刘先琴还说小泽要跪下欣赏的是“剪纸”（2007）。

　　奇怪的是，这个“跪下听”版的故事音乐界参与的人却很少，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大多是音乐学者的“应跪着听”版，即在引用Z君“原话”基础上适当润色并用来说心中事，其中2013年王丽娜对此写得还很精彩，其生动性可比文学家。更奇怪地是，非音乐界人还改编出另一个“梁祝”版的“跪下听”。最早是1995年“小氓”说：“小泽听‘梁祝’后，低头沉默，半响冒出一句话……应跪着听”（见《中学语文》）。接着便有语文教师陆维标（1999）、王满英（2002）和其他界人士如唐小为（2010）、赵世芳（2011）、谭先达（徐锦庚报道，2003）等接编，尤其宁波“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静书参编后影响力更大，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后网友质疑起我说：“不是跪着听《梁祝》吗？”更让人意想不到地是，日本梁祝文化研究所所长渡边明次在其2007年出版的“梁祝”专著“三部曲”中，他也把“小泽跪听梁祝的故事写了进去”（于青，2006）。尽管这很轰动，但音乐界对此几乎无人理会，仅有在校本科生黄兆博发表在《语文学刊》上一例。不过，音乐实践领域确有传播。

　　音乐界喜欢编的是第四个版本，即小泽听闵惠芬演奏后“跪下”。可查到的最早改编者是2002年的范忠东和巩成国，2003年卫凌对此错已提出批评但未能阻止进一步编造。2003年经济学者彭立立说故事发生在日本。2005年音响学者丁春林说发生在法国。此后参编的还有不少，2014年唐若甫还借此发问。此编可能是觉得拿闵惠芬来说事大家会更熟悉。

　　有些编造说小泽被感动得“抱头痛哭”、“长跪不起”等缺乏最基本的音乐常识。我想请问：哪个“音乐厅”会允许这样呢？即使听“梁祝”中的“哭坟”也不至于吧？以上四个版本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总量达230余篇。音乐界的文献并不多，但音乐界最喜欢的方式是在课堂、讲座等实践中用“应跪着听”作为说其他事的证据，以陈静（2006）、杨晓华（2013）、黄昉苨（2016）、胡磊（2014）等文中的信息为证。长期旅居日本的琵琶演奏家涂善祥对笔者说，有些人还把这故事带到国外。可见，这还是一个值得音乐传播专业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