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坐十号线，倒一号线，最后再换乘五号线就到体育总局了。”从家到体育之声合唱团的路线，指挥家高伟早已铭记于心，这条路他从二十年前就开始走。每周至少深入一个合唱团，帮助他们纠错、提高已经成为高伟生活中一成不变的事情。多远的路，多偏的镇，只要哪里需要高伟，他都会义不容辞，亲自上阵。为音乐奔波对高伟来说是快乐的事情，他也正是为了追随这种由心而生的快乐大步走着自己不知疲倦的“音乐之旅”。

　　来自音乐的指引

　　高伟作为我国著名的指挥家，系统学习音乐从十几岁开始。将他拉进音乐殿堂大门的，既不是音乐世家的耳濡目染，也不是专业学堂的精英教育，而是孩童那与生俱来对音乐的喜爱与共鸣。高伟把自己对音乐最初的情感追溯到小学四年级学校的合唱团，采访中，当他回忆起童年合唱团那些天籁般的歌声时，竟将当年那首朗朗上口的童声合唱《春晓》一字不差地唱了出来，从这位“老小孩”唱歌时脸上露出的兴奋与笑容，便可知道童年的歌声就是他走入音乐殿堂的引路人。

　　“当时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参加合唱队，可以学二胡，老师还送给我了一把木制口琴。我经常吹到嘴角出血还依旧兴致勃勃。”就这样唱着歌，吹着琴，不知不觉高伟竟然会识谱了。现在想起来，高伟自己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高伟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在家对面华东军政大学雪枫文工团的排练现场逗留很久，听他们排练《打得好》等合唱作品，“对于我当时这个小毛头来讲，这是最享受的事情。”时间一长，文工团的导演便记住了这个总站在排练场地观望的孩子，而高伟，则记住了文工团排练的所有歌曲。看着高伟将文工团的表演内容学得惟妙惟肖，文工团导演便亲自派人到了高伟家中，希望将他吸收进部队文工团。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由兴趣引领的“观望”，让高伟走上的军旅之路，从此他的音乐天赋也逐渐因此得到绽放。那一年高伟刚过15岁。他还记得当时家中的老奶奶对他的不舍：“白天去，晚上回来啊。”

　　“友情”相助，考入音乐院校

　　在高伟的音乐生涯中，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钢。上海解放后，高伟正式加入了部队组织的文艺干部训练班。他开始系统地学习乐理、视唱练耳知识并着手接触小提琴。那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简单，在训练班每个人除了政治学习就是补充音乐知识。在这种环境下，高伟和同屋的陈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一个拉小提琴，一个弹钢琴，相得益彰，训练班结束后两人还保持着持续的通信，相互鼓励。

　　1956年，高伟在信中告诉陈钢，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开始招生了，他很想去试试，但是由于和声和钢琴水平不过硬，心里非常没谱。收到了高伟的信，陈钢马上把自己的父亲陈歌辛介绍给高伟，让父亲教高伟和声，同时也为他找了钢琴老师。“那时候陈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陈歌辛老师上课也没有收我学费。”经过了细致的准备，陈钢与高伟共同如愿，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这在当年可是追求音乐梦想人的天堂。高伟一高兴，叫上三两好友一起去大连游玩庆祝。从大连回来坐船路过天津时，高伟恰巧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出于玩票心态，高伟又去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首届指挥系的考试，由于多年音乐实践经历加上备考作曲系的充足准备，高伟再次中榜。面对心仪很久的作曲系和由苏联专家共同扶植的中央音乐学院首届指挥系。高伟开始犹豫了。不知是谁的一句“学指挥不影响作曲，学作曲却不一定有指挥的机会”让高伟最终选择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在与家在上海的陈钢含泪道别时，两人互相赠送了照片，那张照片，高伟保存至今。

　　以音乐普及为使命

　　由于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成绩优异，高伟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国电影乐团任职。尽管在中央民族乐团任职期间，高伟曾坦言，民乐与西洋乐的区别，让他适应了好一段，但是他是十分享受音乐带给他的快乐，并希望把这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可是一次和一位河南教师的对话让高伟忽然意识到，音乐普及并不是想想就好，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在一次聊天中，河南某县的一位老师告诉高伟，当她百般周折从河南花2000元买回了一台钢琴搬到县学校时，校长竟出言讽刺她花了2000元买回了这么一口破棺材。这件事情令高伟触动很深。“那可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啊，竟然连钢琴为何物都不知道。”深感民众音乐素质差距之大的高伟从那时决定，任何音乐普及工作，只要需要他，他都会点头答应，带头参与。

　　1985年，已调入中国电影乐团任职的高伟在排完《中国革命之歌》后，忽然听说中宣部和文化部要在中直机关组织“中央讲师团”，支援全国各地的教育事业，重点培训中小学的教师。高伟知道机会来了。他第一个在团里报名，马上跟着“中央讲师团”奔赴了河南开封支教一线。在开封师范专科学校，高伟不仅给学生们上好视唱练耳课和合唱课，还主动提出在开封组织由当地音乐教师及师专大学生共同组建合唱团。能在黄河边首次演唱《黄河大合唱》，开封的师生都非常激动，这正是这次演出，开创了开封音乐史上的新纪录。

　　此后，高伟还陆陆续续地参与了很多音乐基础教育工作，除了在一些大学牵头建立过合唱团，他还深入基层，在国防、工业、农业等多个单位内推广合唱活动并担任指挥，十几年下来，祖国各地大江南北都跑了个遍。有人问高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仍然这样忙碌不累吗？高伟说：“如果真闲下来了，自然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累，所以不能闲下来，我每天虽然看着忙碌，但整个人充满精神劲儿，所以不会觉得累。”正说着，高伟家的电话响起，电话那头又是在找高伟商讨音乐活动事宜。高伟夫人见缝插针告诉笔者：自从去年动过手术，其实高老师在工作的强度方面已经控制了很多，每天固定6个小时的睡眠，作息时间也很规律。

　　父与子的音乐情

　　在音乐圈里，人们熟悉高伟，也熟悉高旗（超载乐队主唱），一位从事合唱指挥事业，一位鼓捣着摇滚乐，可这两位音乐达人竟然是父子。与高伟不同，儿子高旗一开始走的就是颇为“离经叛道”的摇滚之路。作为父亲，高伟采取了尊重与包容的态度。

　　父子两代人，因为历史环境的不同，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事情。知子莫若父，高伟自豪地说：“高旗的音乐天赋是毋庸置疑的。3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看《茶花女》，幼小的高旗已经能感受到音乐中的悲剧气氛而默默流泪。7岁的时候，高旗便可以自行创作了，十几岁他自己就组了乐队，走上了摇滚之路。对于“摇滚”，高伟并没有排斥：“当时有美国的乐队来高旗学校进行音乐交流，他们都觉得高旗乐队的音乐是他们当时无法企及的。摇滚乐也可以很棒。”

　　高旗在大学时期因为醉心音乐，学习成绩亮起了红灯，他跑到父亲面前说：“干脆让我退学吧，别耽误了我创作的黄金时间。”说起这事儿，高伟一脸苦笑。“没办法，随他去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退学手续还是我亲自去给他办的。我觉得我算一个包容的父亲。”

　　高旗现在的音乐风格，已经从早期的重金属那种生命力的极端迸发，开始向平淡和宽容转变了。很难说这种转变，没有受到高伟的影响。如今，高伟和儿子还会时不时在创作上搞搞合作，儿子有儿子的魅力，父亲有父亲的积淀。说起这些，高伟激动地翻出他和儿子合作制作的音乐光盘。唱片机里，除了流淌出动听的音乐，还有那浓浓的父爱。 （赵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