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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村”血祸

 

    “铁血敢死队”走上绝路

    “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自今年夏天始,这个谣言在河南省上蔡县广为流传,至今不散。谣言起源于该县芦岗乡文楼村。在这个距县城不过1.5公里的村庄,近三千人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

    一对艾滋病母子

    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像一群苍蝇吸附在上面。这是李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29岁的李娟带着孩子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前,看我们跟她公公老陈说话,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没一会儿,孩子两条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腿,软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陈解释道。对艾滋病并没有太多忌讳的老陈,抱起小孙子,有些惨淡地笑着:“我这个孙子才两岁零四个月。”这个靠交罚款生下的孙子,是爷爷心中的最痛。

    刚刚满月,孩子就发烧、咳嗽不止,到县医院一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让孩子吃了1000元的药。去年中秋节,李娟病倒了。老陈说:“开始腿上长了几个疮,后来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的低烧,咳嗽,不能吃饭,烂嘴。”老陈曾哭着跟县检察院的朋友说:“我心里镜子似的,我晓得他们娘俩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击。只有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哭。”老陈的怀疑,与一个教授的到来有关。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来到文楼村。晚上,桂教授来到陈家,从身上掏出50元钱,叫李娟和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

    第二天,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

    桂教授也要给孙子抽血,老陈没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孙子身上,我怕……”

    “后来,桂教授来信了,说李娟得的是那个病。”春节过后,老陈终于没有憋住,带着孙子抽血检查。“万一不是呢?!”

    没有万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要吃,被邻居夺了下来。从此后,李娟再不说一句话。

    距离老陈家大约三十米处,几间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杂树丛中。村民孔运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篱笆门立即倒下。院子门早就腐烂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陈,年初死了。孔说:“刚说他得了艾滋病,没几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戚,“他老婆一个月不到,就带着儿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岁的吴平。孔从地里找回正在干活的陈新、吴平的丈夫。陈新朝茶几上吴平的黑白遗像瞥了几眼。

    1997年吴平开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齐齐哈尔打工,家里有几亩地,她一个人干得很好。她身体很壮实,我以为吃吃药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她已不成样子了。”陈新说,他背着妻子去郑州、漯河、驻马店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说是胆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发低烧。县医院的大夫最后给她做了血样化验。大夫给我讲:吃过药,能挨过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吴平死了。

    离开陈家,一个小伙子抱着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追过来。“你们是来发药的吗?”他问。“我父亲年初死的,53岁,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怜我哥才三十几岁,留下一个小孩,怎么办?”村民说,他父亲和哥哥就埋在村口,还有对妯娌也埋在那里。孔运星说,从去年至今,死于艾滋病的有12个。蛇年的春节,文楼村异常恐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很多是因为死人而响起。从农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7个人相继死去。他们的症状几乎一样:拉肚子,持续低烧。

    血祸

    “都是卖血惹的祸!”陈新说起妻子的死因,一脸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献血证”。这两本1992年的“献血证”,片断地记载着吴平的“卖血史”。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吴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1天。

    村民们说,文楼的12个死者,全部有“卖血史”。有的长达10年之久。孔运星说,文楼卖血的历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里人卖血跟疯了似的,卖血盖房子。十几岁以上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卖过血的。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把血卖出去,还给血头送礼,一天重复卖好几次。”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有个‘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里头人山人海,卖油条的,卖菜的,像个自由市场。那场面真让人痛心。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兮的地上抽起血来。我上去指责血贩子,村里人都骂我:谁像你月月都有工资,我们不卖血,喝西北风呀。”上蔡县政法部门一位曾在文楼村开展过工作的干部说,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当年卖血成风。

    上蔡县的农民,很多人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敢死队员”不单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于新疆去卖血。

    一些村民介绍说,起初是“全采”,后来是“单采”:把血抽出来,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体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卖过血。

    现在,包括迟迟不愿承认的有关部门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上蔡震惊社会

    今年3月,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到文楼村送药,一百多人的队伍让高触目惊心。周围一些村庄的村民也赶来,拖住高耀洁:“去我们村吧,我们那儿比这儿艾滋病人还多。”孔运星说:“不远的南大屋村,这两年死了三四十个青壮年劳力,症状和我们村的人一样。”上蔡县一位机关干部说:“县城这几天又死了好几个艾滋病人。”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桂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例呈阳性。

    桂教授对记者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我将结果告诉了一个帮我的当地医生。他凭印象跟别人说了这个数字。我向有关部门承诺过,具体数字不对外公布。我所能说的是,这里的艾滋病的确严重,非常严重。”桂教授说,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仅仅在文楼村,“上蔡县其他的村庄也很多。”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化验结果如何?村民们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县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个村民在抽血检查。然而,据了解,真正肯花80元钱检查的村民很少。

    记者和孔运星走到村尾。一个农民对孔大骂了一声。孔说:“他们现在不相信记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记者初来文楼时,大家争着接受采访。“他们希望舆论能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可是陆陆续续十几个记者来了,什么作用也没有。相反,他们的蔬菜没人买,他们的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担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确实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开始坐卧不安。花几万元医疗费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让他们备感绝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绝望的村民对艾滋病非常无知。

    一个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妇,改嫁了。桂希恩说:“我非常害怕。村民们愚昧到不知道性传播会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专门去了妇幼保健站,婚前检查竟然没有艾滋病这一项。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说。

    让他知道文楼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当地医生,老家在文楼。文楼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乡亲们为何接二连三死于“怪病”迷惑不解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震惊。 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我愿意无偿地进行检验,调查报告交给你们。”卫生局拒绝了他的“热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

    两个月后,桂教授再次自费来到文楼。他对记者说,“这一回,我是偷偷进村的。” 他检验了一些村民的血样。而后,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 没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最后被呈送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批示后,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门一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双方的交谈让桂很不高兴。

    他频频向河南省有关部门推销自己的看法:赶快告诉有艾滋病毒的人与他们的家属;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认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血,以至于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

    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

    对于前者,桂教授说,“他们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烦,我知道有一个干部,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们在和政府纠缠。”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让记者从另外层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记者来到上蔡县防疫站。在站长计飞舟的办公室前,记者听到他和一个人正在说话,记者通报来意。他挥挥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间隙,站长对门“HIV检测室”的医生在给人抽血化验。记者手拿相机站在一边。

    “你敢拍照?”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了起来。

    “您误会了。”

    记者当场解释,并拿出胶卷,交给了她。孰料,这位妇女转身走后不久,风波陡起。几个人冲进站长室破口大骂。那位中年妇女扣留了记者的记者证长达1个小时,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赶到。

    记者连连向站长道歉:“影响了您的办公。”请站长协调一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一边批评记者不懂规矩。

    事后,记者获悉,那个中年妇女就是防疫站的职工。

    从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魏主任口中,记者还得知:记者刚到防疫站,他们就向县委宣传部通了气。事态平息后的采访中,计飞舟说了两点意见:保密;县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宣传部,卫生局王副局长回了记者的传呼。他说:“我在开民主生活会,没空。”

    此时已是中午12时多。

    找到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后,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记者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张局长的电话。

    电话那端,听者略一沉吟:“你打错了。”手机断了。

    从县委到县政府,记者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志发跟记者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一个村民在一边大声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桂希恩说:“我听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高耀洁说:“他们想保政绩,捂盖子。”

    编后

    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行政权从来就不是人民的福音。上蔡县的血祸是一幕人间惨剧,更是一例惊人的人祸。当地政府对于非法卖血行政上的“不作为”,与它在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依旧坚决拒绝任何外界援助、“保政绩、捂盖子”的积极“作为”一样,都是对人民生命权的消极侵犯。如果当地的冷漠行政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延续,上蔡以及它以外的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生命在痛苦中灰飞烟灭。

    后注:河南省的爱滋病在全国位于“大省”之列,主要原因是河南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有意压制隐瞒造成的,甚至有个别主要领导与“血头”有利益和亲戚关系。

        

编辑:李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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