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大牛市、高CPI和楼价继续井喷，使得这样的质问颇具现实意味。一个名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课题组正在研究这一课题。
这个历时三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在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牵头下进行，或将于2008年末正式面世。
上述课题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严博士研究的子课题——“股市楼市双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能够部分地回答最初的质问。11月14日，顾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顾严通过研究预判，由于2007年的宏观走势过热，使得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将由去年的0.47攀升至0.48。
0.01这一数值虽然看似不大，但已相当于2003-2006年三年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而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超过0.48，则意味着80%的城乡居民占全民的收入比重会下降到50%。
分析模型
一开始，顾严把人抽象成两类，穷人和富人，来分析股市上涨给这两类人带来的影响。
在第一层次的基本模型里，穷人是指只持有货币资产的人，他的手上只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富人则指拥有有价证券的人。
在这个极端的模型中，股市的上涨对货币资产没有影响，而使得有价证券上涨。结论即富人在股市上涨中获得收益，而穷人没有。
第二层次的模型在资产界定中做了一些调整，设定穷人在持有货币资产之外，还持有小部分有价证券，富人在持有有价证券之外，也持有一部分现金。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股市的上涨与流动性过剩的互相关联发现，股市的上涨一般伴随着通货膨胀。而一旦通货膨胀，穷人的主要资产货币将缩水，而富人的主要资产有价证券则将上涨，较好规避了通胀的风险。
“国际经验表明，在高通胀的情况下，资产价格都能同步上涨，包括股市高估以及地产过热。”所以结论是，“即使穷人有一些投资渠道，但股市上涨总体而言仍是对富人有利。”
上述两个层次的模型就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下，第一货币市场没有受到过分干预。第二，股票市场是个有效市场，即信息比较充分。
但在实际情况下，第二条前提往往不能得到满足。
所以，在第三层次的模型拓展中，顾严将这个前提也设置成变量——如果股票市场不是有效市场，信息不对称，则富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手段将大大超过穷人。
在这个变量下，穷人虽然持有有价证券的资产组合，但由于缺乏信息，其仅仅只能在市场外围分一杯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穷人被抛出(股票)市场”，顾严说。
在这个研究中，楼市的作用和股市是相类似的。如果房价上涨，主要持有货币的穷人的购买力下降，而已经拥有房产的富人则能享受资产价格上涨的好处。
“而且楼市和股市一般都是联动的”，顾严说，如果两个变量同时上涨，则货币资产缩水更快，收入差距扩张加剧。
上述的模型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理论推导中，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精密计算得出的。在模型的推演过程中，随着股市和楼市的上涨，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理论上，穷人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才能缩小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都在生存边缘挣扎。”
这个研究的结论最终会以“股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随之上升某个数值”的量化数据作为结论。虽然精密的计算仍在继续，但从顾严的判断及已有的数据来看，在股市楼市的双重作用之下，2007年基尼系数接近或者超过0.48已成定局。
破解之道
如何避免“两市”高位运行加大贫富差距？显然股市本身并非是贫富差距的放大器。
顾严的第一个政策建议是，“首先，建议拓宽投资机会。”
他所指的“拓宽投资机会”与十七大报告中“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类似的含义。
十七大报告中，在提到收入分配领域，有如下表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显然，目前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是不均等的，我在模型中选取的股市和楼市只是其中最鲜明的表征。”顾严说，工薪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投资增长的速度，所以要先增加穷人拥有资产组合的渠道，才能缩小收入差距。
最新的数据显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张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收入差距的扩张速度。
2006年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张速度为1.7%，而城乡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张速度则达到惊人的11.3%。
同年，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最多的省份是最少省份的2.3倍，而财产性收入的倍数则达到27.7倍。在农村，财产性收入最多的农村更是最少农村的30.2倍。
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一直是收入分配学界始终关注的话题，但一直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直至今年，在股市和楼市“两高”之下，突然成为热点。
“我们之前的提法一直比较保守”，顾严介绍说，学界一般提的是保障工资收入，调控财产性收入，但十七大报告的提法就“比较大胆”。
这样的提法也与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的观点暗合。
在《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10点认识》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他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就是“有可持续的收入能力”的人群。按照这个定义，增加财产性收入是提供可持续收入能力的必然途径之一，也才能最终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
顾严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要完善投资体制，“要保证投资既能广泛参与，又保证能广泛收益”。
后一点尤其被顾严所看重。“比如，股市就不能是一个被利用的圈钱市场。不能为了大国企上市就托高股市，等着大家入市做‘贡献’。”顾严举例说。
他的第三条建议，是证券市场的信息建设，包括“严格执法”、“制定罚则”以及“行业自律”。
“就以制定罚则来说，我们的立法只是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得自己交易，但没有从事交易之后如何惩罚的条款。法条制定就太空了。”顾严说。
宏观经济的一环
在宏观经济复杂而精巧的巨大链条中，收入分配是环环相扣的一个要件，甚至基础。
“今年的宏观经济过热背后就有收入分配的问题”，顾严评论说，“宏观现象是一个总量合成，而收入分配是一切宏观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2007年7月，这样的认识得到了决策部门的认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7月16日、17日举行的第91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重要判断。这里的“三过”指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
这一判断将已经实施的收入分配改革与宏观经济大势紧密联系起来。
顾严说，在居民内部，不仅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投资率上升，而且投资的过快增长反过来又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恶性循环已经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产生。
顾进一步分析说，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意味着，收入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低，用于投资的比重就越高。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相对越富有，穷人相对越贫穷。
富人增收快，资金充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的作用下，他们会将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穷人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倾向较高，却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这样，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带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提高。”
所以，顾严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不减轻，投资率上升和投资增长过快的局面就很难扭转。
信贷的高速增长与贸易顺差过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与此类似。
“国民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贷投放的变化。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引致了各个生产环节的信贷需求。”顾严分析说，“我国仍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经济体，投资的过快增长一定要求信贷也以相当的速度增长。信贷投放过多实质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必然结果。”
过高的投资率，也可称之为投资-消费分配关系失衡，其上游是宏观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局面，其下游不仅有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还会产生贸易收支的失衡。
“不断上升的投资率表明，投资需求的活跃程度甚于消费需求。投资超常规增长，消费发展却比较滞后，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有流向境外。”顾严引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说明，人民币兑美元连续升值，顺差增长势头不减反增的现象正是“投资-消费分配关系失衡”是其背后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十七大报告要提‘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其实是有经济学原理在里面的。”顾严认为，只有‘多予’才能从收入分配角度破解宏观经济的过热难题。 陈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