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国家大剧院最近的节目册，“石倚洁”是一个时常出现的名字。从叶小纲新作中的一代文豪“鲁迅”，到歌剧《法斯塔夫》中勇敢专情的“芬顿”和大剧院十周年特别音乐会上的一曲动听的《偷洒一滴泪》，再到正上演的《风流寡妇》中的“卡米耶-罗西翁”……每次在舞台上亮相，石倚洁的歌声都会为他赢得无数的掌声和欢呼。提到男高音，帕瓦罗蒂一般的魁梧身量和桀骜锋芒便会浮现在许多人眼前。石倚洁显然不是如此。不少人打趣说，生活中戴着一副圆眼镜、身材也并不高大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个纯粹而谦和的学者或程序员。外形条件上的“不寻常”似乎从最一开始就注定了石倚洁歌唱生涯的路走得比其他人要传奇一些。如果时间倒流至十五年前，或许没有人会想象到当年那个高考失利的男孩会成为日后国内外乐坛上备受瞩目的男高音歌唱家。

　　排练间隙，石倚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回忆这些年的经历，石倚洁把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漫长而扎实的积累，“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的事，这样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才会有去抓住它的能力。”

　　赴日本 骑着自行车学唱歌

　　在清晨的曙光和微风里，毗邻着空旷田野的公路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在放声歌唱——这个似乎只会出现在电影中的画面，其实是石倚洁大学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剪影，但它背后的原因却远不如意料中的那样诗意和美好。2002年4月2日是石倚洁至今仍然能够脱口而出的日子，那一天，19岁的他带着父母卖掉房子的钱，坐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飞机。更早的时候，石倚洁其实从没有过想要去日本的念头。“高中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片子里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得过太苦了。”石倚洁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是坚决不会去日本的。”

　　然而在高考落榜之后，日本东邦音乐大学的招生广告反而成了当时石倚洁的一根救命稻草。在招生现场，石倚洁顺利通过了专业考核，但不懂日语的他无意间瞥见了学费栏下写着的“六百四十万”，立刻便吓傻了。尽管后来知道了这“六百四十万”是日元，可折合成人民币，仍然需要四五十万，对于那个年代上海郊区的普通农家来说，这笔钱依旧是个很大的负担。为了圆儿子的求学梦，石倚洁的父亲卖掉了家里的房子，把钱全部交给了他。

　　东邦音乐大学有两个校区，一个在最繁华的东京池袋，一个则在需要坐四十分钟城铁才能到达的埼玉县川越市，石倚洁被分去了后者。虽然和大都市东京相比，川越已经是个“村”了，那时它的物价水平还是高出国内许多。交完了学费和房租，买了一些电器，石倚洁眼看着身上剩下的钱越来越少。“我那是第一次出国，语言又不是很通，背井离乡，觉得特别伤感。”

　　但“没钱”这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并没有容许石倚洁继续难过，为了生计，向来性格腼腆的他只好“厚着脸皮”出来打工。“我一天走好几个店，只要贴着招工广告的我就进去，用非常半生不熟的日语问他们要不要招人。”最后，石倚洁找到了一份不用日语的工作——洗碗。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下课后，石倚洁就会到餐馆洗三个小时的碗，接着还要负责把下水道通干净。当年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留学生的苦日子，终于在他身上变成了现实。“是很苦，但心里很高兴。我是80后，从小就被家长保护着，没受过太多的苦，现在我可以养活自己了，那是个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的事儿。”

　　日语说得流利一些后，石倚洁换了一份在居酒屋当厨师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日子久了，煎炸煮烤、寿司刺身，每一样都能做得得心应手，而在平衡上课与打工的时间上，石倚洁也找到了一个“窍门”：“早上第一节八点五十的课我是肯定不会选的，除非是必修课。我选课都从第二节十点半的课开始挑。”与此同时，石倚洁从未放松自己对学业的要求，前文中提到的年少的他在自行车上唱歌的一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出现的。“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十公里，我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去，至少需要三十分钟。我们那个时候每周都要学一两首新歌，我就是在自行车上学会的。”

　　闯欧洲 “出山”半年收获四个大奖

　　独自住在远离喧嚣的半山腰上，每天等待着老师们来上课，在奥地利的一整年，石倚洁的生活过得单调却格外充实。2006年，结束了本科学习的石倚洁来到了学校位于维也纳的研究所继续深造，格外赏识石倚洁的林千寻教授周旋许久，终于让东邦音乐大学免去了石倚洁无力承担的高昂学费，在学校的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东邦音乐大学还为此专门修改了校规，从那以后，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争取免费去欧洲学习的机会。

　　离开了熙熙攘攘的日本，也没有了打工的经济负担，在山上“闭关”的石倚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声乐上，拼了命地学习新曲子。一周的时间里，几位老师要轮流来上二十节课，高强度的训练让石倚洁的耐力得到了飞快的提高。“我每天要唱三四个小时。那一年，我这块海绵吸水吸得特别快，它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导下，石倚洁学习了大量意大利语、德语、法语歌剧。每天都把自己泡在枯燥的唱歌和练习中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一条崭新而宽阔的道路已经在悄然铺展。

　　2007年，“闭关”已久的石倚洁开始“出山”参加歌唱比赛。短短半年，他就参加了第3届德国帕绍艺术节国际声乐比赛、第13届费鲁乔-塔利亚维尼国际声乐比赛、第37届托蒂-达勒-蒙特国际声乐比赛、第24届玛丽亚-卡尼利亚国际声乐比赛四个声乐大赛，一连拿了四个金奖。第一次拿下头奖时，石倚洁有点懵了，“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第一名。”回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尽管早年经历过挫折，石倚洁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运气不错的人。“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的事，这样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才会有去抓住它的能力。”在参加托蒂-达勒-蒙特国际声乐比赛时，石倚洁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唱得滚瓜烂熟，最终，他成功刷掉了三个意大利人，拿到了这部歌剧的演出合同。评委们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在台上把意大利语唱得字正腔圆的中国小伙子下了台其实只会说再简单不过的“谢谢”、“你好”和“再见”，石倚洁的另一位“伯乐”贾尼-唐古奇也这样向他感叹过：“我们听你在台上唱歌，以为你意大利语特别好，什么都会说，结果一聊天，发现你什么都不会。”当时，石倚洁与意大利人交流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和肢体语言，而他的歌声中那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其实完全是按照录音模仿出来的。

　　这部赢来的《女人心》是石倚洁职业生涯中出演的第一部歌剧。迄今，他参演的歌剧已有37部，是这方舞台上当之无愧的“老手”，但第一次在意大利特雷维索歌剧院登台的情形，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序曲一响，大幕拉开的时候，我在后面坐立不安，紧张得很。”想起当时自己窘迫的样子，石倚洁不由得笑了，“其实我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唱歌，而是表演。我很害羞，撒不开手脚，总觉得自己很做作。后来演的作品多了，慢慢的也就好了一些。”此后，无数的邀约纷至沓来，2008年开始，石倚洁又连续五年登上了诠释罗西尼作品的最高舞台——罗西尼歌剧节，渐渐在欧洲的主流歌剧舞台上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回中国 歌剧市场令人惊喜

　　2010年对石倚洁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的十月，石倚洁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出演了叶小纲的《咏-别》，旅欧多年的他第一次回到国内演出。一个月后，石倚洁在伦敦举办了自己的独唱音乐会，主办方挑了《我住长江头》《冰凉的小手》几首歌放在了网上，留学生又把这几段视频传回了国内，不少人恍然发现，原来在国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唱歌唱得这么好。有了这样一段“走红”的经历，石倚洁时常笑称自己是个“网红”。

　　也是在这一年，石倚洁的双胞胎女儿在上海出生了。考虑到自己常年在外演出、太太带两个孩子压力很大，石倚洁决定和家人一起回到太太的老家长沙，并从此成为了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近几年来，石倚洁推掉了一半在欧洲的演出，希望能更多地陪在家人身边，但国内的演出邀约仍旧把他的日程表挤得满满的。不久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石倚洁只在长沙待了不到两天，来去都格外匆忙。如今，两个女儿上了小学，正是成长中十分需要他陪伴的阶段，但大部分时候，石倚洁只能通过手机里的视频来看看孩子们最近都做了什么，每次发现她们的成长，石倚洁幸福的微笑里都带着一点无奈，“我还是希望能多陪陪她们”。在给记者展示的一段视频中，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活泼可爱，随口就唱了一句自己认为很好听的声音。“她唱得确实很放松，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听的，不过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教孩子们唱歌。”石倚洁起初也对孩子们的“无师自通”感到非常惊讶，“除了我，我的太太和岳母都是声乐老师，现在看来这种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孩子想要学声乐，我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培养。”

　　和石倚洁打过交道的人很难不被他身上远超同龄人的谦和淡然所打动，而这与他异常丰富的人生履历不无关系。34岁的他既为人师，也为人父，走过东瀛和欧洲，如今又回到了祖国的舞台上。“在意大利和别的西方国家，这些年歌剧慢慢走向低迷，观众的老龄化程度也很严重，完全不像我们这边朝气蓬勃，这几年国内的歌剧市场发展飞快，很多来表演的欧美艺术家都非常惊喜，现在中国古典音乐市场已经成为了国外艺术家们争先向往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