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民族歌剧《彝红》进京演出

　　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与凉山文广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民族歌剧《彝红》近日进京，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两场，均获得了颇高的上座率。观众反应热烈，对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红色题材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特殊的喜爱。

　　《彝红》是一部民族歌剧，它的特点是以民族、民间、民俗为基础。由于表现的是中国革命特殊时期，彝汉人民共同团结，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壮举，故而真实的故事情节带给人们亲切而富有历史时代感的印象。

　　《彝红》讲述的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与当地彝族人民结下深厚战斗友情的故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族姑娘妮扎嫫在换童裙（成人礼）的当天从家中出逃，遇见了负伤的红军战士天红。天红与彝族青年拉铁真诚相待，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红军建立了一支地方少数民族红色武装，留下了一面见证“彝海结盟”的旗帜。顺利渡过凉山后，天红受命留在彝区开展革命工作。5年后，妮扎嫫为追求真爱而逃婚，天红和拉铁则因相互传递消息而双双身亡。妮扎嫫在悬崖边遇到携带旗帜躲避国民党追杀的果基夫人（小叶丹夫人），为掩护果基夫人逃脱，妮扎嫫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果基夫人最后实现了丈夫对将军的承诺，1950年，她亲手将这面浸染着彝汉人民鲜血的旗帜，交到了解放大凉山的解放军手中……

　　对于这个真实的故事，编剧李亭做了充分的调配与戏剧安排，以充满民俗性和浪漫色彩的“组合创作”，将天红、拉铁、妮扎嫫、阿嬷、果基夫人、伊沙果果、乌呷等角色进行了穿插性、跳跃性的安排。如此多线索、多层次的剧情结构，使得全剧人物形象鲜活可信，故事情节曲折交错，从总体和细节上加强了歌剧的“戏剧”成分。

　　众所周知，一部歌剧的成功，剧本是最本质的，没有好的剧本，再好的音乐、再好的舞美都无济于事。歌剧剧本是全剧的戏剧基础，是构成情节与动力的元素，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彝红》的编剧李亭有着很好的戏剧感，她对人物的设置和剧情的发展，都有着符合逻辑的处理，对于整部剧的结构，她也有着新颖的创意，依照故事的发展，整部歌剧被分为上下两篇，这就使情节得到了更加紧凑的衔接。总而言之，李亭是一位优秀的戏剧家，她的剧本，可谓当今民族歌剧剧本中的优秀代表。

　　《彝红》的音乐创作始终本着一个原则，即民族性、抒情性、可听性的结合。作曲家刘党庆有着深厚的民族音乐积累和写作经验，他写的音乐基本上都处在民歌的基础上，声部也大多局限在高音区，如此这般，《彝红》的音乐就显得非常辽远、舒展、高亢。特别是妮扎嫫的唱段，舒展中夹带着委婉，甜美中浸透着润泽，给人们带来了质朴的感受和清丽的风格。

　　原生态唱法的大量运用，是《彝红》在音乐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这些原生态唱法，给人栩栩如生之感，情感的宣泄及内心的独白，都显得纯朴、有力、直白。剧中设立的吟唱者角色，其原生态唱、吼、念、做，都非常富有特色，而妮扎嫫、阿嬷、拉铁等人的原生态唱段，亦有着强烈的民俗之风。

　　重唱是歌剧作品中的重要类型，好的重唱能够加强人物性格的表现，突出情节发展的脉络，揭示角色的心理变化，同时也是使歌剧音乐立体化的具体手段。《彝红》中有不少重唱段落，例如女声三重唱（妮扎嫫、伊沙果果、乌呷），男生二重唱（天红、拉铁）等。这些重唱写得并不复杂，有些严格来说还不是真正的声部独立组合。但这些重唱在剧中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女声三重唱的和声，原生态的感觉纯洁至极，和声音准非常和谐。

　　有人说，中国歌剧不应像西方歌剧那样搞宣叙调，要摒弃那些“洋腔洋调”的玩意儿，对此我不能同意。宣叙调是歌剧中的重要衔接部分，是语言音乐化的一种体现。如果中国歌剧都取消了宣叙调，岂不每部歌剧都成了歌曲联唱？这是一种将歌剧艺术浅薄化的观点。

　　然而《彝红》则不同，它是典型的“说唱式”的歌剧，其中代替宣叙调的是道白。但是，这种道白加唱的方式，对于民族歌剧来说恰好是合适的表现手段（国外也有加道白的民族歌剧）。因为民族歌剧，特别是少数民族歌剧，它们在音乐的表现和戏剧的展开上与传统的正歌剧截然不同，假若将西洋宣叙调和咏叹调强加给它，那写出的一定是一部失去民俗民风的怪作品。

　　对于现代舞台艺术来说，舞美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彝红》的舞美设计有想象、有味道，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手法的结合，使其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立体感觉。舞台中央立起的道具大树所起的作用颇有灵性，它为妮扎嫫和天红的情感牵线搭桥，可谓名副其实的植物“月老”。此外，台上各种石阶的设置也很合理，而妮扎嫫手中最后坠落的“雨伞”（之后天幕上打出的数十把黄色雨伞），则给人们带来了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

　　《彝红》演员的表演是令人满意的。据了解，此次来京的演员都是年轻的“生力军”，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涉足歌剧表演，却能唱、演得如此精彩，足以见得凉山地区歌舞团是多么有魄力，多么有决心，同时也见证了彝族地区“歌舞之乡”的美誉。

　　本次《彝红》进京演出，形式上的最大变化是采用了现场交响乐团演奏。凉山交响乐团是一支新军，却有一个好指挥唐青石。这个乐团的表现令人吃惊，其水平完全不亚于高水平的地方乐团。他们当晚的演奏不压唱，不喧宾夺主，给人们留下了经验颇丰的印象。

　　此外，这次的《彝红》，在舞台形式、舞台调度、舞蹈安排、音响控制方面都做了一定改变，比起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歌剧节上的演出，各方面都细致清晰了许多，加上导演的精致处理，使全剧突显出真正的歌剧规模与歌剧模式。

　　《彝红》是一部歌颂正能量的作品，它的政治作用、历史作用、艺术作用都相当大。如今，伟大的红军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的下一代，而彝汉结盟、民族团结的大旗，也需要我们的后人继续扛起。鉴于此，民族歌剧《彝红》就更加具有了教育性和引导性。在北京的两场演出，现场观众都深深感悟到了这一点。

　　对于《彝红》这样一部新创作的作品，我本人有着深刻的感触。这部戏与我有缘，记得第二届中国歌剧节，我作为文化部特约评论员参加，当时部里分派评论任务，《彝红》恰好就分给了我。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它格外重视，后来写了专门的评论文章。此次再次动笔，实为对它有了新的感触和认识。

　　《彝红》是一部好作品，它有风格，有韵味，不随波逐流。美丽的《彝红》带给人们新鲜的享受，它以实力入围了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度首批资助名单，2016年度代表四川省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可喜可贺之余，人们深感，这部民族歌剧是国内同类作品中的楷模，它为中国的民族歌剧迎来了新的春天。